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基于五城市的抽样调查分析

政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被认为是联结普通公民与政治系统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根据2011年五大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运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制度主义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信任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以制度绩效为核心的制度主义因素以及以威权主义、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在中国城市人的政治信任建构中发生作用。而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政治系统信托者积极行为的社会参与对于政治信任的支撑力是微乎其微的。     

社会资本与当今农村社会信任--基于一项调查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社会信任水平下降。为了整合农村社会,促进农民合作,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必须加强农村社区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提高人际信任水平,发展农村社会关系。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当今农村社会信任

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不断下降,最明显的反映就是社会信任水平下降。为了整合农村社会,促进农民有效合作,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必须加强农村社区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提高人际信任水平,改善和发展农村社会关系。     

和谐社会的信任文化因素研究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高度信任的社会,反之亦然。在和谐社会的视域下,社会信任具有超情感性、知识性、利益性、契约性与公共性等特征,并受到产权关系、信任文化、人生经历、理性选择、个人道德期许、社会分配不公等因素的影响。要建设和谐、信任的社会,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强化法治以保护产权,维护信任理性;其次,深化经济文化的濡化功能,培育社会信任文化;再次,创建和谐家庭、和谐校园、和谐社区,塑造信任道德心理;最后,扩大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     

重建信任:破解物业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困境

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物业企业作为不可忽视的市场主体，有着其他主体难以匹敌的优势，但诸多因素致使其长期处于缺位状态。物业费用收缴提价难、物业矛盾纠纷频发、社区共同体精神缺乏是物业企业面临的主要困境，以致其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难度较大、意愿不强。信任缺失是形成上述困境的关键原因，主要表现为人际信任弱化以致社区共同体难以形成，企业信任欠缺导致物业费用收缴提价难，制度信任不足致使物业企业深陷各类矛盾纠纷之中。基于此，可从以下路径破解物业参与社区治理之困：以积极互动建立信任，以公开透明换取信任，以服务质量加强信任，以制度规范维护信任。     

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非制度因素关注及其意义

非制度因素与正式制度相对,体现为习俗规范、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观念等。非制度因素与正式制度相比显得无形和隐性,因而常常不够受重视。而事实证明,非制度因素对一个法治社会能否建成却起着根基性作用。一般说来,不同形态的非制度因素,或阻滞或推动着法治现代化。实践表明,滋生普遍信任的非制度因素,有利于法治现代化,滋生特殊信任的非制度因素滞碍法治现代化。以滋生信任类型为参照的非制度因素关注,对于法治现代化深层问题的理解及解决,有着较强针对性和启发性。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西方信任社会研究反思

西方学术界有关信任社会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丰富。韦伯、明恩溥、雷丁、福山、佩雷菲特等西方学者是信任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了信任社会的判别标准以及信任社会建构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不仅是西方信任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也为当代信任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有关中国是"非信任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中心论"偏见,而有关信任社会的"宗教建构机制"或"文化建构机制"是信任社会唯一的建构机制的观点,则在本质上漠视了信任社会建构机制在当代的发展以及信任社会的"法律建构机制"和"道德建构机制"在当代信任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医生对患者的信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视角

医患信任是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关系,以往更多关注的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简称患者信任）,忽视了医生对患者的信任（简称医生信任）。基于深圳市8个行政区共37家医院的抽样调查数据,呈现了医生信任的现状。研究发现：医生信任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制度主义视角上,公立医院、越高等级医院的医生对患者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日均工作时长、职业倦怠对医生信任具有显著的消极效应。文化主义视角上,一般人际信任以及对媒体医患报道的信任均可提升医生信任水平;开放主义和自我超越价值观对医生信任也具有积极影响。这些发现意味着提升医生信任既要重视制度主义因素,如降低工作量、提升职业效能感等,也要重视文化主义因素的长期积累,如提升整体社会信任水平、提倡积极的文化价值观等。     

基于信任关系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行为研究

本文将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行为研究纳入到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为本质特征的分析框架下,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因不同利益主体自身利益的日益强化和显现,原有的、维系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自发性供给秩序的社区信任基础受到了侵蚀,以此为前提,随着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要素配置空间范围的扩大,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自发性供给行为更难产生,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一事一议"的民主决策机制失效的原因.     

社会信任及其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一个经济范畴 ,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文化和社会范畴。本文通过对作为社会文化因素之一的信任的分析 ,探讨了现有的信任状况对家族企业成长发展的障碍。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的变迁转型存在着明确的互动关联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 ,信任本身的内涵及功能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表明 ,我国社会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都会进一步增强 ,在此影响下 ,家族企业将会有很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     

当前中国社会信任缺失原因探析

信任是连接个人与社会、他人的一种基本纽带,信任缺失对人们之间正常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信任缺失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导致信任缺乏文化持续性;人的个体意识理性不足导致信任缺乏理性基础;中介系统不完善导致信任缺乏制度保障。     

社会危机事件的信任求解

当前我国已经处于国际公认的社会危机事件高发阶段,一些社会危机事件甚至成为威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社会危机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不在于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而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信任关系、信任制度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为此,要推进社会信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须切实加强政府、市场以及个人等各个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任制度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让作为一种美德的信任内化为人们的行动准则,进而成为规制社会行动的准则,消除社会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     

信任模式研究综述

信任无论是作为社会资本还是一种软的文化力量,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都不容置疑。各家学者都从自己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秘信任,信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它是受社会环境形塑的"社会事实",因而不同社会就有相应的信任模式。而作为一种类型分析概念,信任由于受社会环境、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的差异造成模式划分的众说纷纭,但无论是从信任基础和维度视角的静态类型划分,还是从信任程度和发展过程作动态体察,中外信任模式研究总体上体现了"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存,以及模式研究预设的实践性和理论演绎性特征。通过信任模式研究文献梳理,为消弭社会转型期中国信任危机提供理论指导,并试图挖掘有生命力的信任模式。     

安全感调节下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的建构机制研究

我国社会转型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而人口的流动性又造成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异质性和人际信任模式的新变化.本文以城市流动人口安全感及人际信任为讨论主题,分析在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以及市场博弈情境下,安全感、人格可靠性、制度诚信、社会诚信等因素对流动人口人际信任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通过揭示社会转型背景下人际信任模式的建构机制及发展变化规律,以期为解决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的当下困境及促进未来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信任研究的学术理路--对信任研究的若干路径的考查

当代信任研究最先是从20世纪50年代由心理学路径开始的,它将信任理解为个人的心理事件,更多地关注构成"信任"的认知性内容和情感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信任"愈来愈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信任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和经济学路径.社会学把信任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突破了只关注个体信任的心理学视域,使社会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研究变得异常重要.经济学最初是从理性选择的经济分析出发研究信任问题,后来通过融合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开创了信任的经济-文化研究的路径.信任研究跨越学科的屏障和边界而呈现出一种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态势,这在社会学路径上和经济学路径上已有比较明显的表现,而组织中的信任研究在这一点上尤具代表性.     

试析影响乡村社区人际信任程度的因素--以旧沟、赵家沟为例

文章以旧沟、赵家沟实地调查为基础,从社会、社区、个体三个维度探求影响乡村社区人际信任程度的因素,并构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解释模型,超越了从社会、个体两个层面对信任与否进行解析的研究.     

信任研究中的文化与制度分析范式——兼谈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中的信任问题

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实现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然而要发展健康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信任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有研究显示在三种主要的信任研究范式中,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但理性主义信任研究需要其他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制度/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范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帮助人们形成对信任行动和信任关系的完整理解.因此,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中,用制度/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视角观察与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

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