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印光的儒释融通思想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始终与以儒家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互动。近代中国,由于国势颓败、社会动荡,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日益明显。佛教群体中的不少僧人、居士都研读过儒家的经典,并且主张会通儒佛,试图通过改良宗教实践来实现革新现实人生的目标。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顺应时势,提倡儒释融通,尝试改良道德,成为太虚倡导的“人闻佛教”之外的另一股重要的变革思潮,不仅在近代居士佛教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当代提倡宗教对话、倡导和谐世界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儒佛之辨:理学的一个向度

儒佛之辨：理学的一个向度陈贝斌一、绪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但推动了组织性道教的成立,而且导致了主流文化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形态变迁：由先秦以来的非宗教人文向宗教人文的演进。佛教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伦理人文...     

太虚、陈撄宁与佛、道两家的现代化

儒、释、道三教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释、道二家是学术关注较少的领域,该文通过对太虚人间佛教思想和陈撄宁仙学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对比研究,在学术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者分别代表佛、道二家回应近代中国社会,迎接西方科学文明的挑战而对中国佛、道二教的现代化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从宏观上历史地分析了二者在佛、道二教现代化史上的历史作用.     

林希逸的三教会通思想——以《老子鬳斋口义》为考察中心

林希逸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从三教会通的视角出发,广泛引用《孟子》、《周易》、《庄子》和禅宗等经典解释《老子》,完成了《老子鬳斋口义》一书,使该书成为中国老学史上一部有特色的著作。从形式上看,他广泛引用儒佛道三教思想注老、解老,显示出平等对待三教的态度。但从实质上看,他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本位,从多角度、多方位对《老子》语义进行训释和阐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儒佛道三教在《老子》解释中的会通。     

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儒佛道交融

安徽地域文化有三大板块,即皖北道家文化、皖南儒家文化和皖中佛教文化。儒佛道在安徽地域的这种分布特征为三者之间的交融创造了天然的便利条件。由于儒佛道交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大势,故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儒佛道交融实际上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是中华文化基本特征和历史走势的一个缩影。     

敦煌词叠字与佛教关系浅探

敦煌词的叠字 ,明显受了佛教的影响 ,反映了中外文化的汇流 :从词汇看 ,敦煌词叠字是儒佛文化汇合 ;从技巧看 ,敦煌词叠字连用是儒佛结合的反映 ;从表达看 ,敦煌词叠字是儒佛情事兼顾。敦煌词又是雅俗文化融合的结果 :一方面 ,它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 ,具有雅正风貌 ,另一方面 ,它与佛教有紧密的关联 ,具有通俗品质。可见 ,敦煌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发展中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血液 ,留有佛家的印记     

浅析马一浮以禅解儒

马一浮的思想深受佛教影响,他虽以儒名家,却在阐发儒家义理时引入了佛家的名相概念.本文通过对马一浮用禅宗的自性观念会通儒家的本心观念所作的具体分析,说明马一浮由等视儒家的习气与佛家的烦恼两种观念而在本质上混同了生命与价值两种理性,忽视了儒佛分别.     

从援儒证佛到出佛归儒——抗日战争期间废名思想的转变

废名自幼深受故乡浓厚的佛教文化熏习,其思想理路游走于儒佛之间。抗日战争爆发后十年间的乡村避难生活改变了废名的人生轨迹,也使废名思想由援佛证儒、会通儒佛而至出佛归儒,在精神体认与自我塑造中确立了儒家的中心地位。     

佛教传入与中国哲学思想构架的改变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思想固然居于主导地位,但离开了道、佛两家,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儒与道是中国本土所固有,而佛教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在它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的哲学思想构架起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儒、道、佛三足鼎立或者是儒、道、佛三家互补,都是这种变化的体现。本文拟就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儒、道、佛三家的纷争与融合中来考察中国的哲学思想演变,从宏观上阐明其基本构架的巨大变化。一 中国的哲学思想,大都以先秦诸子为其渊薮。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     

回转与高飞——从《南华长老题名记》探讨苏轼对儒、佛理论的会通

苏轼对儒、佛两家理论的个性化的理解和创造性的会通是其思想中值得关注的一面,也是其文学风格的基石之一。本文旨在从《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出发,探讨苏轼得出“儒释不谋而同”这一论断的思路历程和思想根源。同时也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发展史的角度,以儒、佛两家的理论为依据,对苏轼融合儒释的观点做出一定的分析和评判。     

儒佛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佛学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传入之日始，即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挑战。将儒、佛两学挑战、应战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的座标之上，才能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佛学在永嘉之乱后，以填补儒学空白、迎合玄学思潮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赢得了与儒、道鼎立的地位。儒家坚持排佛，促使佛学完成了其向儒、道靠近的中国化历程。宋儒调整了儒佛的关系，以“修本”为宗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并融汇佛道两学，建构起天道性命合一的本体论理学体系，终于在学理上超越于佛道之上，完成了儒佛在社会角色、社会功用上的定位。儒佛关系的现代启示在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然后才能达成主客融为新体、中西尽为我用的创造性转化。     

近代知识精英与佛教述论

知识精英与佛教的关系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沟通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联系,使得反映中国社会巨变的种种文化思想和佛教哲学相应谐变;他们“以己意进退佛说”,将佛教改造成以入世救世为特征,以挽回国运、启蒙救亡为内容的近代新佛教;他们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话语会通儒学与佛学。这样,他们使封建时代的佛教得到革新,将传统佛学注入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精神,掀起了近代中国佛教由复兴而革新的运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一跃而进入“创局”．跨讲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佛教在藏地与汉地本土化历史之再考察

由于汉、藏本土文化的内容结构使然,传入两地的大乘佛教在与本地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出现"由苯入佛,融苯归佛,反客为主"和"由儒入佛,融佛归儒,客随主便"的不同结果。藏传佛教强调佛教的出世关切,经历了从苯教安乐地界、苦难地界、天神境界到佛教密宗的即身成佛再到显宗的三士道的转换过程,可概括为素朴的神秘境域与精巧的超验形上学。汉地佛教则注重佛教的现实关怀,经历了从禅宗到宋明道学再到人间佛教以至居士化佛教的演变轨迹,可称为祛魅化过程和脱脂化现象。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简论《金瓶梅》宗教描写中的新形态

宗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上有佛教、基督教、伊斯主教三大宗教,也相应地形成了三大宗教文化区。中国古代也有三大宗教,即佛教、道教,儒教,前者由外来传入,后两者为中国本土所生长,但三教并没有形成各自的文化区。儒、道、佛三教由于教义、修行方法上的不同,在广泛的流行中互相对立、排斥,但三者都是宗教,其思想体系基本上均属于唯心主义范畴,都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因而在发展中又能互相渗透和融合。三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统摄性的影响作用,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中国古代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精神产品都难以超脱于儒、道、佛三教的影响之外。古代小说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与三教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充满着儒、道、佛三教的思想意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