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孤独者》主人公命名本意

鲁迅小说一些人物的命名,确实独具匠心,深含寓意,绝非信笔由之,正显出作者的深刻博大来。如阿Q、孔乙己等,已有多人谈及。鲁迅给《孤独者》主人公起了“魏连殳”这个怪名字,我以为,个中亦有奥妙。查《辞源》,魏,“魏然。独立貌。”连,“相续不绝也。”殳,“兵器,长一丈二尺。无刃。”将三字连在一起,似是此意:独立不倚地接连不断地舞动着长而无刃的武器。再作引申:孤独地不断地以个性主义为武器进行战斗(鲁迅在驳杂繁多的中国古代兵器中,独取“殳”者,正因其无刃——因个性主义对于强大的旧势力来说,确是驽钝无刃的)。如此看来,“魏连殳”者,孤独者也!——但是是不停地战斗着的。     

“骨朵”竟然是兵器

在现代汉语里,骨朵一般指花苞,这么充满美妙想象的东西怎么会是兵器呢?可骨朵在我国古代(确切地说是在宋代以前)确实是一种厉害的兵器。宋人吴处厚的《青箱杂记》记载:“昔徐温子知训在广陵,作红漆柄骨朵,选牙队百余人,执以前导,谓之朱蒜。”这是关于骨朵较早的文字记载。     

五水与五水蛮——两晋南北朝史札记一则

(一)五水“五水”流域,古代住有少数民族,称为“五水蛮”或“西阳蛮”。这五水究竟是哪五条水?《水经注》说:“五水,谓蕲水、希水、巴水、赤亭水、西归水。……宋沈庆之于西阳上下下讨伐蛮夷,即五水蛮也。”《宋书·夷蛮传》“豫州蛮”下说:“豫州蛮,廪君后也。……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南史·夷貊传》所载与这相同。这五条水都在大别山南麓,在现在的湖北省东部。近人丁谦说:“西阳今光山县,五水均在信阳州境。”(浙江图书馆丛书)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周易》的编纂和编纂者的思想

一、《周易》的編纂《汉书·艺文志》說《周易》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是传統的說法。孔子不作《易传》,从宋欧阳修《易童子問》提出疑問,經今人的研究,可說已成定案。至于伏羲、文王以至还有神农、夏禹和周公,过去也被认为和《易》都有关系,但异說紛纭,誰也沒有充分的証据。今人研究,則不肯定作者。郭沫若先生在写《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时說:“易經是古代卜筮底本。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也不必是一个时代。”聞一多也說:“卦爻两辞,本非出自一手,成于一时,全书卦爻异义之例,曷可胜数?”郭沬若先生后来作《周易的构成时代》一书根据《易》五条爻辞說“中行”,认为一定是指晋中軍将     

南楚巫文化与屈原

一、巫必须对“巫”的内涵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界定, 《说文》卷九·巫部说“巫”:“巫,祝也。”《说文》卷一示部说“祝”: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巫。“释”兑为“说”。段注:“说者,今之悦字。”王筠《说文句读》:“按《易》:兑,悦也,巫所以悦神也。”我国上古举行祭祀仪式必须由巫对神进行祝赞,故《说文》卷一示部说:“祀,祭主赞词眷。”上古巫师多由学识渊博,口才良好的人担任。《周礼》“凡有神仕者”郑注指“男巫有学问才智者也。”刘师培先生《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云:“古代祠祀之官,惟祝与巫。……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祝,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他又在《文章学史序》里说,“巫必善词”而“祝必工文”,“盖为巫者。能以口舌擅长,而为巫者多少女,故并取象于兑也。”     

传的源流和演变

许慎《说文解字》说:“传,也遽,从人专声”,又说“传也遽”,以两字为互训。段玉裁引《周礼》《左传》等古书的注解,说“传”和遽最初都是指驿车、驿马,即古代用来传送文书、接送官员的车马。段注又说:“文书亦谓之传”。写作文书、形诸文字,目的是便于留传、传播。所以:“传”字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可以引伸出留传、传播方面的意思。正如段玉裁所说的:“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也正是因为“传”有这个引伸义,所以古人著书以留传某人功德、事迹,或记载其过失,以利后人鉴戒;或者解说经义,以利其传播,统名之曰“传”。 “传”作为文体而言,最早的当是指那种解说经义的文字。梁朝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说:“……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     

略论孙子“谋攻”思想的现实基础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谋攻》篇谋攻思想的核心。既要“屈人之兵”,为什么“不战”;既“不战”,又如何“屈人之兵”?有人说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对战争问题的唯心论表现”(1977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孙子今译》第26、27页)。本文对此谈一点看法。“谋攻”,用智谋攻打什么?《谋攻》篇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     

百越和弥生文化

(一)文身·黥面·漆齿 “文身”是古代百越和弥生时代倭人的共同习俗。 “文身”,即纹身,广义是指在人的身体躯干和四肢部分刻刺花纹,作为永久性装饰。狭义是指在躯干和上肢纹刺。在下肢,尤其是小腿部分纹刺花纹,在史籍中称“绣脚”、“花脚” 《墨子·公孟》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史记·吴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汉书·地理志》记载:“其君禹后,帝少康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这三条史料都是说我国江浙地带的越人有文身习俗。我国云南古代民族也有文身习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     

论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道德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道德是普遍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都肯定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性。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肯定仁义是人类生活的普遍原则。但孟子也承认不同学派对于仁义有不同意见,如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杨墨两家就与儒家的观点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项脊轩志》作于十八岁考

《项脊轩志》为脍炙人口的散文。然而,它的写作年代,历来都不予确指;由此,对文章内容的解释,也便出现某些不确之说。此文后有一段补记,提到:“予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可见,此文作于归有光娶妻前五年。归有光一生三次结婚,先娶魏氏,早卒;续娶王氏,又早卒;又续娶费氏。“吾妻来归”,指的是哪一位呢? 补记下文又说:“其后六年,吾妻死”云云。据此,费氏排除。魏、王二氏,哪一位结婚后六年逝去呢? 查归氏文集卷三十《祭外舅魏光禄文》说:     

北宋元丰中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军死者人数考

在元丰四、五年的宋夏战争(即灵州和永乐两役)中,宋军的死者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对宋代军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史学论著,特别是战争史专著,在谈到灵州和永乐两役宋军死者人数的时候,引用《宋史·夏国传》和《续通鉴》的记载,说:“死者六十万人”,或说“灵州之战,宋军先后损失至四十万人”。殊不知这些巨大数字很不可靠,误差甚大。 今考《宋会要辑稿· 兵》(以下简称《会要·兵》)八之二八云:“永乐城陷,徐禧、李稷、李舜举并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三○“神宗元丰五年十月戊申”条的记载亦相同。据此,永乐城失陷时,宋军战死的官兵为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再考司马光《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卷十四,得知:最初,参加保卫永乐的宋军共有“四万”,全部集中于城内。在该城失陷前,宋夏双方进行了城外战。当夏军攻城时,徐禧命曲珍率领城中部分士兵出城御敌,战斗激烈,宋军“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     

兵部尚书的设置始于何时?

《通典·职官》记:“(三国)魏置五兵尚书”(《宋书·百官志》记:“五兵尚书领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晋初无,太康中乃有五兵尚书,而又分中兵、外兵为左右”(原注:“晋虽分中兵、外兵为左右,与旧五兵为七曹;然尚书唯置五兵而已,无七兵尚书之名”)。 “后魏为     

略谈《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

我国古代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朴素知识有很大一部分包括在阴阳学说中。“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0页)这种古代的两点论是《黄帝内经》医学和哲学的理论基础,是理解由《内经》奠基的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内经》说:“何谓日醒?曰:明于阴阳,     

论周代军事编制中的“卒”

本文试图阐明周代军事编制中“卒”的规模、性质和作用,探求“卒”的起源,并澄清《史记·周本纪》中所谓“大卒”的含义。 一 在春秋以前,“兵”指武器,“卒”指战士,二者迥然有别。但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卒”不单纯是战士的泛称,而是一种军事编制。《孙子·谋攻》:“凡用兵者……全卒为上,破卒次之……”《荀子·议兵》:“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孙膑兵法·威王问》:“毁卒乱行,以顺其志。”都是在军事编制的意义上使用“卒”     

洪升笔下的杨玉环和李隆基

关于《长生殿》的立意,洪升的朋友们都说是一个“情”字,如徐灵昭就说,《长生殿》“以写两人(指李杨)生死深情,各极其致”(《长生殿序》)吴舒凫也说“汉以后,竹叶羊车,帝非才子;后庭玉树,美人不专,两擅者,其惟明皇贵妃乎?”(《吴序》)吴氏批《长生殿》也有这种看法,《献发》出眉批:“王侯爱弃不常,能识相思味者鲜矣,况天子乎?明皇能于离合之际领会悲欢,宜后为双星所取也。”洪升自己     

《水经注》记载的淮河

《唐六典》云 :“桑钦 〔 2〕《水经》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 ,江河在焉。郦善长注《水经》 ,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3〕《唐六典》在《水经》所引的百三十七条大河中 ,只着重提出“江河在焉”。《礼记·王制》说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五岳视三公 ,四渎视诸侯。”说明古代天子所祭的大川是“四渎”。何谓“四渎” ?《尔雅·释水》有明确解释 :“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 ,发源注海者也。”所以“四渎”指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除了《唐六典》所说的长江、黄河以外 ,还包括淮河与济水。《水经注》卷一《河水》也引《风俗通》说 :“江…     

突厥援唐兵马数考

隋末,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派刘文静借兵于突厥。有关援唐兵马数,史书有两种记载。《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同书《刘文静传》(《突厥传》略同):“(刘文静使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新唐书》中《刘文静传》与《突厥传》的记载也是矛盾的;其余《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也互相矛盾;而都不出上述的两说。到底哪是事实呢?《资治通鉴》将借兵前后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命刘文静请兵突厥时就告诫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电。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     

“都掌蛮”铜鼓与“僰人悬棺”——兼评夜郎“五茶夷”的族属

我国古代悬棺葬,分布于江南十三个省(区)。悬棺葬的族属很复杂,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其中包括川南一带广为流行的“僰人悬棺”说(参考石钟健先生《悬棺葬研究》油印书稿)。关于川南僰人的族系,当前史学界主要有氐羌说和濮僚说两种观点。其中,僰人是否使用悬棺?也是这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之一;此外,悬棺与铜鼓,也都在古代川南一带广为流行,这两种特点突出的古代民族文化,是否同为一种民族所使用?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文物》杂志一九八○年六、十一期上,发表了一批悬棺葬的清理报告和论文,其中,对于珙县悬棺葬的族属,就反映了对川南僰人族属的不同观点:有的同志同意当地方志上的“僰人悬棺”说,认为珙县悬棺葬的墓主,是属于僚人的“都掌蛮”;也有的同志否定“僰人悬棺”说,认为“都掌蛮”属氐羌系统的僰人,与珙县悬棺的墓主——土僚无关。由于这一讨论,涉及对川南     

韩非的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韩非在其《五蠢》篇中提出了他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简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即:第一,古代人口少,而现在人口多。第二,古代的自然财富多,所以“丈夫不耕”、“妇人不织”,都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现在财富少,虽然努力生产,生活仍然很坏。第三,根据上述两点原因,韩非得出结论说:古代是“人民少而财有余”,所以“民不争”,社会安定;而现在则是“人民众而财货寡”,所以“民争”,往往发生骚乱。第四,为什么古代“人少财多”,而现在却“人多财少”呢?韩非认为,就人口与财货对比,人口增加很快,一个人生五个儿子不算多,五个儿子又各生五个儿子,因而有所谓“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可以说是按几何级数成倍增长的;至于财货,其增长速度则很慢,是落后于人口数量的增长的。总之,韩非认为人口增加太快了,往往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造成了社会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