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奴婢状况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研究中古时期西域历史的重要材料。将奴婢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当时是一种正常的商业活动,亦反映出当时奴婢所处的社会地位之低下。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奴婢交易中买卖双方的责任问题,即卖方须对奴婢的合法身份作出保证。由此可见,当时奴婢贸易及其相关措施还是比较完善的。从出土文书中,我们的确能对南北朝时期社会最下层的奴婢生活状况有所了解。剥削者对于奴婢是封建性的完全的人身占有,奴婢不能为自己从事生产,因此,奴婢毫无人身自由、完全处于对主人的依附状态。     

析“无用之口”——对东汉济南王刘康家奴婢的分析

《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记载:“(刘康)奴婢多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国傅何敞上疏谏康曰: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增无用之口,以自蚕食。”为什么一千四百个奴婢是“无用之口”呢? 养着他们就是“以自蚕食”呢? 这一点,许多人不能理解,也不相信。如五十年代童书业先生诘问说:“有人认为汉代奴隶根本不从事生产,那么我们要请教一句:那些拥有千百数奴隶的商人、地主们是不是因为钱太多了,所以要养千百只饭桶在家里吃白饭呢? ”王仲荦同志认为刘康家的一千四百奴婢的大部分,可能就是用在私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最近,朱绍侯同志又旧事重提,指出:对“无用之口”“信以为实,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以上诸说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汉代剥削阶级出门就要乘车,所谓“安车当步”。天子出行“备千乘万骑”,一般官吏和地主,也是“连     

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下奴婢”

“走马楼户籍简中的奴婢,其各年龄段之性别结构与在籍总人口之性别结构虽有大体相同的趋势,但性别结构不平衡状况更加明显。当时豪强大族拥有大量奴婢,如果将其与普通编户齐民所拥有的私奴婢合并计算,估计三国时期长沙地区私奴婢约占总人口的5%。     

唐代的官奴婢制度及其变化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各种政治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备。反映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良贱制便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 近年来,一些同志对唐代的“贱人”制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其中的官奴婢制度,尚少专文论列。唐代官奴婢制度的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文试从唐代官奴婢的主要来源、唐代官奴婢的役使与管理,以及唐代官奴婢制度的变化等几方面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

在我国汉代(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二○年),社会上曾存在过大量的奴婢,这是公认的事实。史学界虽然对汉代奴婢数量、来源和用途等方面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人一直把汉代奴婢视为奴隶。因此,在探讨当时的社会性质时,奴婢问题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最近,还有把罗马奴隶制与汉代社会做比较研究的文章,其中所举有关汉代奴隶的资料,也多是古籍中关于奴婢的记载。尽管早有学者曾经指出过:秦汉时代的“官私奴婢”和“奴隶社会的奴隶”有“不同的地方”,但也未否认这些奴婢是“奴隶制度的残余”。可见,奴婢就是奴隶的看法,在史学界似成定论。但是,笔者研读了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和翻阅了历史资料以后,觉得上述看法仍有讨论的必要。我认为:奴隶和奴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汉代的奴婢不是奴隶。现将一些粗浅认识提出来,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论王莽改制中的“私属”身份

推行王田私属制是王莽改制的核心。所谓私属制,就是改奴婢曰私属,禁止买卖。史学界多认为此制“只不过是变其名而未改其实,除了欺骗,毫无意义。”它“不是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肯定了奴隶地位的固定不变”。对这种全盘否定的论断,我们不敢苟同。 土地兼并和农民大量沦为奴婢,是西汉中后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很突出,很明显,西汉后期的统治者对此有所洞察,哀帝时议限田限奴就是证明。王莽在平帝时即掌握了西汉的政柄,他对此问题更是洞若观火。他始建国元年的诏令说,秦至西汉“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这种状况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富者犬马     

唐代长安的奴婢

古代的奴婢实际就是奴隶,历代对奴婢还有僮、私属、口、奴、隶、仆、臧获等不同的名称。在阶级社会中,无论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或是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都不可能把前一社会的痕迹扫除净尽。唐代长安大量奴隶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唐王朝距离中国的奴隶社会末期已有一千数百年之久,但当时的法律中仍然把国民分为“良”、“贱”两类,只要判明是“贱”民,也就是“奴”,便可以在市场上如牛马驴骡一般地自由买卖。在唐代长安这座宏伟富丽、人口一百万上下的城市中大概有多少奴婢?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论秦汉奴婢的法律地位

秦汉时期奴婢的法律地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前学术界对此时期奴婢的数量、来源、从事的工作等具体问题研究较多,而对于法律层面上奴婢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探讨较少。文章试图从奴婢的生命权、财产权和婚姻权着手,探讨秦汉时期奴婢的法律地位。     

关于金代奴婢的几个问题

金代奴婢问题关系到对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因此,一直以来都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在相关研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国有奴婢中的监户仅为"没入官良人",官户在宫中的劳作也只是生产宫中所需薪、炭、冰、烛等物品,奴婢户确实是金代国有奴婢的一个独立户类.二是私有奴婢的占有类型可分为责族占有和女真猛安谋克平民占有两种形式,其主要来源途径是国家配给.三是金代的"二税户"的身份性质已经发生了"奴婢化"的改变,"驱"的身份性质实际上也是奴婢.四是国有奴婢以"户"为存在形武.私有奴婢以"口"为存在形武,所以国家采取的是对前者以"户"计,对后者以"口"计的统计方法.五是金代奴婢生存处境有所改善,具体表现是奴婢的生命权得到了关注,奴婢可以参加科举,奴婢可以和良人通婚,官奴婢可以拥有财产.     

从刘秀解决奴婢问题看东汉初年的法制建设

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史称汉光武帝,公元25年至公元57年在位。在他统治期间,曾“议省刑法”犤1犦、“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犤2犦,先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以及蠲除苛法,剜除前代社会的痼瘤———奴婢问题。此举,为后世君主所效法,又为历代史家所称道。然效法者多从稳固自己政权处着想,称道者又主要从“省刑”、“轻法”角度阐扬,而从法制建设角度分析、评价甚少。本文拟从古代法制文化建设的视角,从其社会背景、解决奴婢问题的法律内容等入手,对刘秀解决奴婢问题的法制文化意义作一剖析,不妥之处…     

唐代寺院奴婢阶层略说

唐代寺奴婢阶层的存在,已为中外学界所公认,但专论尚为鲜见。寺院奴婢又是当时全社会奴婢阶层的一部分。深入研究寺奴婢问题,不仅有助于寺院内部阶级关系的探讨,而且可以成为观察唐代整个奴婢阶层的一个窗口。本文仅就唐代寺奴婢的来源、唐代前后期的几种寺奴婢名称以及寺奴婢的放还与检括等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王莽与西汉的奴隶制残余

西汉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一方面,封建生产方式在迅速发展,另一面,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还严重存在。王莽作为西汉末期的一位地主阶级政治家,一度强烈地反对西汉的奴隶制度。他愤怒谴责奴隶制“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他严禁杀死奴婢,其中子王获杀死一奴,不仅严厉切责,而且立即令王获自杀抵罪;他极力主张限“奴婢、田宅、器械之品”;他严禁奴婢买卖,下令解放奴婢为“私属”。他曾经受到西汉末期广大吏民的拥戴。汉平     

论隋唐奴婢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变化及其原因

奴婢在隋唐时期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当时之有奴婢,盖略如今日之有雇农”。他们人数众多,来源广泛,活动频繁,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阶层。在隋唐承上启下的历史变革中,其来源、素质、身份和地位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对后世深有影响。所以,考察这一时期奴婢阶层的变化及原因,是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一、如婢来源、素质和身份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奴婢“多数是以战俘转     

论《金瓶梅》奴婢形象的塑造

<正> 在《金瓶梅》塑造的众多人物中,除了流氓恶霸西门庆及其妻妾、帮闲之外,作者还用力刻画了一批被侮辱、被损害的奴婢形象。这些形象是较为复杂亦较难把握的,如何评价他们,不仅是人物塑造的评价问题,而且涉及到整个作品的思想倾向及对整个作品的认识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多偏重于西门庆及其妻妾、帮闲的分析,而对这批奴婢形象则涉及甚少。有的文学史教科书虽涉及到了包括奴婢形象在内的“小人物”,却认为作者把他们写成了俯首贴耳的奴才,因而严重地歪曲了他们的面貌。这种笼而统之、一概否定的观点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是值得商榷的。下面,笔者就《金瓶梅》奴婢形象的塑造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券

唐代西州奴婢及大牲畜的买卖,均须官府发给公验才算合法.唐以前的高昌王国奴婢买卖是否也要经官许可?由于只见有私契而未见到官府文券,通常认为不需经官.但吐鲁番阿斯塔那135号墓所出粟特文<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年)买女奴契>,却是件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公验性的文券,从与汉文同类买奴婢券比较中,发现了许多异同,从同的方面看到了粟特文券契对汉文券契格式的继承;从相异方面看到奴婢买卖在高昌王国时期,同样也要有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文券,才合法有效.这应该就是唐西州奴婢买卖"市券"之渊源.     

春秋战国社会转型与"私"观念的发展

西周末年中国社会私观念兴起,至春秋战国时期它一度成为最活跃因素,进入社会生活各方面,它的活跃一定程度促进了社会变革,对当时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新的小农经济结构建立,商业的迅猛发展,社会关系的改组等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限于当时认识水平,人们一致将"私"视为罪魁祸首而猛烈地批判,导致"立公灭私"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私"在社会政治公共理性中无立锥之地.     

试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贱民的身份地位(上)

<正> 唐代奴婢,居于贱民的底层,是当时社会上身份最低、受奴役最深的一个阶层,却是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唐代“良人”“百姓”“奴婢”“贱民”的范围在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中,存在着等级制度。如地主阶级中有士、庶的等级划分,在贵族、官僚集团中有品级高低的区别,甚至法律规定他们在车服、器用等方面都不得任意僭越。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封建土地制的等级结构,因而不存在全国土地全部逐级封赐的制度,贵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不存在土地关系上的有条件占有制,     

公与私张力下的社会公平之思

社会公平问题引发当前社会的普遍焦虑与关注,本文从公与私的关系角度分析公与私张力下的社会公平问题,强调三个思考进路,公与私的界分是讨论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公权力私用是导致社会公平问题的主要症结,构建合理有效的公权力监督体系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要途径。     

铜镜铭文反映的王莽改制与历史现实

西汉末年王莽开始实际掌握政权,初始元年(公元8年)他废孺子婴自立皇帝,改国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世称新莽,公元23年赤眉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政权覆灭。王莽在摄政和当政期间为了缓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改私田为"王田"、改奴婢为"私属"、实行"五均六莞"、改革币制、改革政府机构和官名、改封少数民族首领称号等。尽管实行的时间短,但是王莽改制的很多内容在铜镜铭文上面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