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文学与六朝仙道类小说创作

道教和佛教在六朝发生激烈冲突的同时又不断向佛教借鉴学习,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从道经到道教的辅教书--仙道类小说创作,皆深受佛经影响.就仙道类小说而言,其受佛经文学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小说中出现许多来自佛经的新名词术语;二,小说中的一些经典情节来自佛经;三,小说中对得道仙人神通莫测的描写很多均借鉴于佛经.     

明清文学中的侠绅助赈、仙道救急及其民俗观念

明清时代鼓励民间自救和侠绅助赈。文学文本的记载表明，侠绅赈灾民俗记忆与传统美政理想关系密切，可成为官府的有力补充，讲究救灾捐助而又不伤及受灾主体自尊。赈灾需要孳生了神仙异人的民俗想象，而豪侠义士期盼也是对侵赈冒赈等恶劣现象不满的文学表现，实现获得救助的民俗心理显现。侠客与清官联盟的最大成效，莫过于帮助清官惩贪济民。仙道救急书写的对象化意义不容忽视，既是被灾者主体意识的迸发，也是单一生产生活模式的折射。御灾文学一再重申仙道救急中“法术”与神技的功能，也是大众期盼新生活的心理投射。     

南北朝仙道诗比较研究

在仙道文化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仙道诗歌。南北朝仙道诗是指南北朝时期以道教活动为题材的,其形象塑造和意境的创造都是以道教活动为本原的诗歌;具体则包括南北朝时期以说明道体本身或者述说道教的神仙及信仰者（包括道士）的事迹、活动以及描写道教的宫观、名山,记录道教斋醮仪式活动和阐明道教教义,并宣扬信奉之效果及自我体道的情怀为题材的诗歌作品。     

南北朝仙道诗比较研究

在仙道文化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仙道诗歌。南北朝仙道诗是指南北朝时期以道教活动为题材的,其形象塑造和意境的创造都是以道教活动为本原的诗歌;具体则包括南北朝时期以说明道体本身或者述说道教的神仙及信仰者(包括道士)的事迹、活动以及描写道教的宫观、名山,记录道教斋醮仪式活动和阐明道教教义,并宣扬信奉之效果及自我体道的情怀为题材的诗歌作品。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学描写中的“性别战争”

以"性别战争"这一文学母题为关注重心和串联线索,对《雷雨》、《围城》、《寒夜》、《无字》、《青春之歌》、《爱,是不能忘记的》等20世纪现代汉语文学作品,以及《等待》、《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世界文学名篇,进行了点面结合的比较和梳理、诠释和演绎。     

道教与唐五代仙道艳情词

仙道艳情词指受道教影响的艳情词作。在唐五代文人曲词和敦煌曲词中,有许多曲牌、词牌暗含仙道艳情本事,许多艳情词作通篇或有意象与道教相关,本文就此种文学现象的成因、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作了探讨,以期充分发掘其研究价值。     

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

东晋百余年的文学发展,从时间上看可分为初期、中期及后期三个阶段;从空间即地域角度来看,与三阶段相对应,主要分布在建康、会稽、寻阳三地.时间更替与地域转换的叠合,使东晋百余年文学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东晋初期主要是以建康为中心的京都地域的"中兴"文学主题的兴起,中期主要是以兰亭诗会为代表的会稽地域"玄言"文学主题的兴盛,后期主要是以庐山为中心的寻阳地域"遁世"文学主题的兴盛.其中文学主题的变迁与地域中心的更替与东晋的政治动荡密切相关.     

仙道活动与王维山水诗歌创作

在道教盛行的唐代，王维热衷参加仙道活动。本文从道教信仰与王维的瓜葛，守静去欲和山水审美心态，空明冲淡风格中的仙道风范三方面，阐述了它与王维山水诗歌创作的关联。     

陈郡谢氏在东晋时期的影响

东晋时期 ,世家大族相继把持着皇室政权 ,陈郡谢氏也是其中一个。它在当时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任务 ,为东晋政权的巩固与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也形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叉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     

金朝“孔门禅”及其文学体现

"孔门禅"是唐宋以来三教融通历史潮流的结晶,是金明昌时期至蒙古统一中国北方后的数十年间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儒、佛二家的互相渗透、融契。金朝中后期是孔门禅的发轫、深化阶段。赵秉文和李纯甫是金朝"孔门禅"的中坚人物。孔门禅与文学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的互动、互融在金朝主要通过赵秉文、李纯甫的诗文创作和理论得以体现。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佛禅与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

佛禅思想、观念、情感、意识和思维模式对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意境营构、夸诞玄想和求真征实三个方面。金朝文学对意境营构的追求主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以撷取"现量境"、无所执著和追求"境生象外"为基本特点。佛典禅籍夸诞玄想、高度形象化的宣教手法对于丰富金朝诗、文、小说、戏曲的艺术表现能力有深刻而显著的意义。立足于"真空"、"假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并强调以直觉的方式把握真如、实相的佛家"真实"观对金朝作家主张"亲历"、"亲证"和体验生活、求真征实的创作理念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古典园林艺术在东晋的新变

东晋是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新变期,表现为:在形制上出现了由"巨丽"到"精巧",由"营国之制"到"翳然林水"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东晋时期不仅园林布局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地形进行设置,而且在园林设计的过程中,还将园主"乐情"的生活取向融入居住环境,园林的审美价值逐渐从实用价值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在功能上则加强了寄情山水、赋诗作文,放松心志、体认生命的士人情趣。这说明随着园林形制在东晋时期的日益精巧化、雅化,园林中的文化因子不断地得到了增加。这时的园主更加注重园林在寄情山水、放松心志和体认生命等精神层面的功能;在审美观念上发生了由"炫富"到"隐逸"、由"比德"到"畅情"、由"崇俗"到"尚雅"的嬗变。说明当时的园林不再是园主们物质上的需要,也不再是他们家藏的外漏,而是真正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家园,成为他们心灵上的栖息之地。这时的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之中,怀着一颗平静之心,恬然怡然、欣然悠然,冥视六合,真正实现了园与人、身与神的合一;这些变化都表明园林审美功能在东晋上升到了首位,并呈现出个性化、士人化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