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管理者的工作压力、社会支持及二者关系研究

本研究编制了“经理人工作压力源”量表,并以此对全国21个省的303名高层管理者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高层管理者各类工作压力总体上均处于“轻度”和“中度”之间,位居前两位的是“企业发展”和“下属滞后”;高层管理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呈现出“支持系统良好,但利用程度较低”的特点;年龄、学历、所有制性质对工作压力和社会支持均有显著的主效应,民营企业、低学历者、中青年高层管理者是工作压力最大的亚群体;“支持利用”能够显著缓解各类工作压力,它和主观支持均对工作压力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组织支持和客观支持则对工作压力仅具有间接效应。     

多重社会网络与居民家庭财产安全风险防范研究——基于决策行为视角

基于CHFS数据,构建链式中介模型探讨多重社会网络与居民家庭财产安全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横向网络与纵向网络均会显著降低家庭财产安全风险。在间接影响路径中,多重社会网络可通过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控制力的独立中介渠道以及“主观幸福感-自我控制力”的链式中介渠道发挥负向影响作用。     

资源保存理论视角下职场负面八卦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对服务业中314名一线员工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探讨了职场负面八卦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考察了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以及主管支持感、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职场负面八卦负向影响员工幸福感,情绪耗竭在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主管支持感和情绪智力分别能够弱化职场负面八卦对情绪耗竭、情绪耗竭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并调节情绪耗竭在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且在相对高主管支持感、相对低情绪智力的条件下更能弱化情绪耗竭的中介效应。     

温州城市居民幸福感现状调查

目的:探讨温州城市居民幸福感水平。方法:采用幸福感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大五人格量表对近1000名温州城市居民进行调查。结果:(1)温州城市居民幸福感在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年龄上差异显著。(2)幸福感与社会支持有显著的正相关。结论:温州城市居民幸福感水平较高,年龄、职业、教育、社会支持均对温州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影响。     

基层农技推广人才激励——基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

从主观幸福感的视角出发,选取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为样本,通过构建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影响基层农技推广人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基层农技推广人才所在组织的工作条件、组织分配公平感知、组织程序公平感知、规范承诺、关系性社会资本以及外部宏观环境对于其主观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基于组织的机会承诺则对于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可采取的激励策略为:在基层农技推广组织中注重营造更为公平的氛围;进一步增加农技推广经费投入,创造良好、稳定的农技推广政策环境;树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本土企业学习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从本土企业的视角,提出了一个跨国公司网络内本土企业学习有效性的研究模型,并对模型中决定本土企业学习效应的2个关键因素,即本土企业的社会资本和吸收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本土企业的知识接近能力以及相对吸收能力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整体模型达到基本适配标准;本土企业的社会资本和吸收能力对其学习效应均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知识接近能力在组织间信任和学习效应之间扮演了中介角色;相对吸收能力则无论对学习效应的直接影响还是作为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都是显著的.     

家庭对不确定性的主观预期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Tobit实证分析

基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主观预期对家庭房产、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机制，并导出三者间的直接联动关系.应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联立Tobit模型估计分析发现，家庭预期利率上升会同时增加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配置，但减少房产配置；预期风险资产收益下降会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预期房价上升会增加房产投资但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风险偏好型家庭会加大风险资产配置，且减少房产配置；而风险规避型家庭相反.3类资产配置比例之间存在直接的“挤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房产和无风险资产对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强于各自反向的“挤出效应”,而无风险资产对房产的“挤出效应”在经济意义上强于反向的“挤出效应”.主观预期与风险偏好变量会通过资产配置间的直接影响渠道进一步影响家庭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家庭追求更安全的无风险资产和更高收益的房产投资，且弱化风险资产配置的普遍投资模式，这对政府预期管理与宏观调控、财富管理多投资渠道推荐和家庭合理主观预期形成等具有实际意义.     

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城市空巢老人所占比重日趋增大。本文采用自编一般社会学量表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对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与分析,拟探讨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非空巢老人。子女生活满意度、经济状况、子女探望频率和子女数是影响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工作幸福感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一个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我国企业73个工作团队的主管及其355个下属,从个体自我表征理论和情境力量理论相整合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员工的工作幸福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组织自尊在工作幸福感和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但内部人身份感知在工作幸福感和创新绩效之间没有起中介作用;交易型领导对员工的组织自尊与创新绩效关系以及对员工的工作幸福感通过组织自尊影响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均具有跨层次的负向调节作用,但它对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与创新绩效关系,以及对员工的工作幸福感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影响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均没有显著的跨层次调节作用。这些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员工创新绩效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师范生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方法:运用EIS情绪智力量表和Camphell等人编制的幸福指数量表对廊坊师范学院的200名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结论:(1)目前师范生总体情绪智力和主观幸福感相对于总分都处于中上等水平。(2)师范生的情绪智力总分和自我情绪管理在年级和性别上有差异,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其他三个因子上无性别年级和生源地的差异。(3)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分和生活满意度在性别有显著差异,主观幸福感总分和总体情感指数在年级有显著差异,而在生源地上都无显著差异。(4)师范生情绪智力总分及情绪智力的四个因子与均主观幸福感总分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显著正相关;总体情感指数除了与情绪利用无相关外,与其他因子均有显著。     

绩效压力对员工幸福感的“双刃剑”效应

作为一种日益普遍的职场压力源,绩效压力逐渐成为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基于工作条件-情绪-幸福感模型,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考察绩效压力对员工工作与生活幸福感的“双刃剑”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本文采用经验取样法,对72名研发人员进行为期10个工作日的日记追踪,并通过多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绩效压力会诱发员工消极情绪,削弱工作和生活幸福感,另一方面也会激发员工积极情绪,提升工作和生活幸福感;每日授权型领导对绩效压力的“伤”刃路径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以上结果拓展了学术界对绩效压力研究内容和视角的认识,并为管理者如何有效规避绩效压力的“伤”刃效应提供新的启示。     

民生指标管理视域下的农民工幸福感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支柱,其心理的主观幸福感对企事业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健身活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健身活动项目存在性别差异,且主观幸福感女性比男性农民工更易获取;新生代农民工健身活动与其主观幸福感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创业自我效能感、外部环境支持与初创科技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孵化器在孵企业的实证研究

初创科技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创业者个人因素和创业环境是影响其绩效的关键因素.本研究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依托企业孵化器获取数据,从创业者角度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外部环境支持与初创科技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和实证分析,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初创科技企业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外部环境支持从总体上对初创科技企业绩效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但其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该影响主要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间接施加;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初创科技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较为独立,外部环境支持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及管理对策研究

<正>一、问题的提出幸福是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实现目标和理想,使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某种满足的心理体验,是人们对生活的肯定性评价(李志,2000)。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指标。有学者研究表明,工作幸福感和职业满意度越高,员工的离职率就越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生活质量和状态如何,并直接影响其工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性发展的关系研究

选取300名全日制本科生,采用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水平评定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中国修订版(GWB)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性发展的现状,探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性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社会性发展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试论有效提升基层工商执法人员主观幸福感的策略

主观幸福感是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评量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一种综合性指标,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的心理和谐程度,因此主观幸福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心理指标.基层工商执法人员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一线队伍,肩负着所在辖区市场秩序维护和行政监管的重任.基层工商执法人员的主观幸福感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其工作的效能.因此,加强对基层工商执法人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主观相对贫困

后扶贫时代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通过A-F法对农民主观相对贫困进行测算,并构建logit模型等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农民主观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0.25%,获得感维度以及经济地位、社会参与、文化活动等指标对主观相对贫困贡献度最大。（2）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有效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且可以通过扩大收入效应与消费效应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3）村庄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相对落后地区;个体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缓解农民主观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对老年群体和风险厌恶群体更为明显。鉴于此,要加强农村民生、文化设施建设,提升乡风文明水平;打造农村数字环境,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组织公益性技能培训,确保数字乡村建设成果共享。     

COR理论与SOC模型整合视角下正念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通过整合资源保存理论和选择补偿最优化模型,探索并构建了以情绪耗竭为中介变量,以目标平衡为调节变量的员工正念对工作幸福感影响的理论模型,揭示了正念如何帮助员工通过资源运用与融合促进工作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正念通过资源选择增加工作幸福感以实现资源增益效应;另一方面,正念通过资源补偿降低情绪耗竭提升工作幸福感,从而减少资源损耗效应。此外,目标平衡通过资源最优化不仅调节了情绪耗竭对工作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还调节了情绪耗竭在正念与工作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最终形成资源平衡效应,且当目标平衡越高时,情绪耗竭的中介效应越弱。     

地区幸福感、社会资本与公益性捐赠

企业公益性捐赠引起研究者们广泛关注，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但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利他动机研究不足。地区幸福感是一种具有利他性特征的综合性社会资本，幸福感正在被运用到更多的管理学研究之中。 从地区幸福感这一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视角入手，以2007年至2013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Tobit、OLS、Logit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地区幸福感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产权性质和制度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幸福感对上市公司的公益性捐赠行为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即地区幸福感程度越高，其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公益性捐赠的可能性越高、捐赠水平越高，但这一正向影响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促进地区幸福感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正向影响，并且这一正向激励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利他动机研究；通过对幸福感与信任、网络、道德伦理规范等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初步构建了地区幸福感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理论关系；从社会资本角度将地区幸福感导入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公益性捐赠行为的研究中，增进了福利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公司治理层面的研究积累。 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分析和解释，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转型经济下地区幸福感的作用以及如何在新兴市场中构建幸福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村长权威与村落发展——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根据2016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数据,本文探讨了村长权威对村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村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并分析了村落创业活力的中介效应及产权保护的制约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村长权威对村落的经济发展、村落社会和谐及村民幸福感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1)村长的社会声望权威,即是否在村落的宗族祭祀活动中担当德高望重的角色,对村落的经济发展、村落的社会和谐与村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2)村长专家权威中的教育背景对村落发展起到显著的影响作用,即大学生村官对村落经济发展、村落和谐及村民幸福感均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3)村长政治权威中的隐性政治关联对村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村民满意度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但显性政治关联则不能为村落发展带来预期的效益。(4)村落创业活力在村长学历与村落经济发展、村落社会和谐、村民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村长学历之所以影响到村落的发展水平,主要是通过提高村落的创业活力所致。(5)村落的产权保护强度在村长专家权威、政治权威与村落发展之间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即产权保护机制弱化了村长学历以及隐性政治关联对村落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同时也弱化了显性政治关联对村落发展的负向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村干部选拔机制、提高农民收入与村落社会和谐建设,以及改善村民幸福感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