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的农地“三权分置”变革研究——基于珠三角S镇的农业调查

土地制度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珠三角等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经验表明,强化公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可以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地权配置,提高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初期,村集体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服务集中型规模经营"。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村集体反租倒包,整合了细碎化地权,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经营权。但是,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变革逻辑是从生产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转变,集体丧失了土地调整空间,锁定了地权细碎化格局,降低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因此,充分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立足于土地公有制的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农民流动与地权变动:救灾中的国家治理——两个经典命题的阐释

在荒政研究中,"灾荒是农民离村的重要推力"及"灾荒是土地兼并的杠杆"等经典命题与相关争论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农民离村和地权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传统治理主要指向流民安置与地权调整,但其措施多是应景性的临时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自然灾害频发与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相互纠葛,促使国家重新审视灾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有序引导农民流动,强化土地政策供给,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     

农民土地上访类型及其发生机制探析——基于豫东某县的调查

一般观点认为,农民土地上访是"地权"不明晰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赋予农民"地权"。本文在对东县四年农民土地上访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农民土地上访的六种类型以及三种性质的"地权"纠纷。东县的事实表明,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确权"性质土地政策法规逐步赋予农民"地权",削减村组集体在土地上的权力,不仅没有减少农民"地权"纠纷,反而激化了土地矛盾,导致大量的农民土地上访。本研究表明,一般的观点可能忽视了中国农村现实,若其形成政策影响时,可能会在政策设计上烙上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那么,沿着这个思路进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会造成更多的农民上访,破坏农村稳定和谐的基础。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类型比较与治理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集中地表现为征地拆迁冲突、违建执法冲突和农地流转冲突三种类型,它们具有发生频率高、抗争强度大和影响范围广等特征,逐渐演变为基层治理中系统性的"土地风险"。中国农村地权冲突是地权分割、乡村与基层治理弱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诱致着地权冲突的发生、扩散与演变。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治理必须考虑到产权单元、社会因素与治理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地权渐进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良性变革,以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来维护地权实施规则的统一性。因此,应通过促进地权发育和发展、构建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的地利共享机制、以股份制改革提升农民自主治理能力和转变基层政府经营土地的理念、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失地农民生计转化等举措来化解农村地权冲突。     

以新的制度设计破解三农问题核心困结

城乡统筹难于取得根本进展的核心困结是:在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种二元化地权的前提条件下来寻求城乡土地流转的路径;在固化农村居民身份的前提条件下来谋求缩小市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履平城乡居民经济社会待遇的路径.在不能打破二元体制的情况下,城乡统筹的所有改革路径都避免不了把改革关口下移,以新三农问题来作为旧三农问题答案的命运.这种状况将大规模浪费资源并使国家坐失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机遇期.认清农用地使用权在现行体制下作为农民社保待遇的实质,建立农民社保与国民社保对位置换的新体制,以此作为打破城乡地权二元、城乡居民身份二元,这一三农问题核心困结和农地与农民双向束缚传统农业结构的突破口,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已获得国民待遇的新型农民开放,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的治本之策.     

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一个概念结构视角的分析

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在经验上根源于费孝通对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观察,在价值判断上建基于费孝通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走向的深切思索。农村工业化的发生,源于中国农民家庭经济的农工互补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形成,又反映了中国社会特定的资源禀赋(根本特点是人均资源太少)的影响,而特定的资源禀赋条件,必然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因此,关注农民家庭经济的变迁,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于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高层研讨会专家观点汇要

2003年10月18日至19日,由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和法政经济学院主办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高层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三农"研究的资深教授和研究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农业立法研究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农业经济政策研究专家,上海、江苏、山东、安徽、云南等省社会科学院的农业经济专家或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官员,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农业大学、苏州大学、海南师范学院等高校青年教授和学者共4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围绕"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这一主题,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变化的新趋势、新问题","农民土地权利结构及权益保护的理论、政策、法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民土地权益"等议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下面摘编的是会议论文、主题演讲和大会讨论发言的主要观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启示

历史上,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是以农民被剥夺,农民与土地、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前提的。然而,战后五十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从分离趋向统一;二是家庭农场成为农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改革,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户家庭经营,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及制度基础。     

农民分化、地权诉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主体,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过程中,应重视农民分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改革创新。基于湖北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改革试点的经验调查,分析改革试点实践过程中,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工商资本等多主体间不同的实践逻辑。认识农民与土地经营关系变化基础上的生计分化所形塑的农民分化,基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非农化家庭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半工半耕家庭以及纯农家庭仍对土地有一定依赖性,农民分化体现出差异性地权诉求。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户的识别机制,村集体难以适应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应加强农民分化识别机制研究,建立多元化退出模式,并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规则,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保障各类农户利益。     

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地权关系及其演化机制——基于要素-技术-制度框架的分析

传统中国的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放弃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进一步深化,土地交易市场化趋势加快;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从人口、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动力机制,会发现人口压力是近代农村地权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力;而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资源转移与农民权益保护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资源转移与农民权益保护"这个题目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二是农业资源的转移,三是资源转移中的农民权益问题,这几方面问题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笔者集中谈谈四个问题.     

论农民的地权意识与公共治理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珠三角地区农民的地权意识发生了重要演变,集体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变为"共有制",作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因此演变为土地财产,变成了村社集体所有农户利益的集合.地权意识的强化使得土地利益分配固化,导致物业普遍过剩且改造困难,无法适应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求,而且阻碍了公共项目的落地实施,进而影响地区公共利益,形成地区发展低水平的均衡.村民巨大的分红诉求不断被挤压用于公共治理的村社集体资源,甚至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国家与村级公共治理能力双重弱化.     

农民失地的路径、成因与对策

在"三农"问题中,农民失地问题日显突出。农民失地的主要途径包括:利益集团非对称性的强占乱建失地,政府政策诱致的组织性失地,农业比较经济效益倾斜的自愿性失地。地权主体的失缺,失地补偿制度的不合理,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农民所处的信息劣势地位以及政府土地监管行为的不力,是造成农民失地的主要原因。解决农民失地问题,必须从明晰地权主体、创新补偿制度、约束寻租行为和提高农地收益等方面做好工作。     

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及其变化

近百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一般情况下不超过60%,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十分严重。地权分配总体趋向分散,地权变化存在地区和时段差异,土地占有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     

论地权的基本内涵与地权模式的时空差异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制度。对以耕种土地为主要生产活动的乡村地区来说,土地制度对其它相关制度有很强的决定作用。本文扬弃了将地权理解成狭义的产权,转从汉语的本义来理解地权之"权",认为地权包括了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三重属性。中国历史上的地权模式存在三种"权"依次凸显的历史演进,当前正在发生的是地权的产权化过程。进而从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代中国地权的内在结构,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地权模式的区域差异。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探讨了地权模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认为不同的地权模式对于乡村治理形态会有相应的影响。     

土地,公正,农业发展:拉美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土地产权改革比较

本文比较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在拉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背景、过程和结果。拉美的改革侧重于平均地权,在实现了农业高效率发展后重建社会公正。前苏东的改革侧重于创造地权,通过给予农民生产经营自由提高农业生产率。由于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两场产权改革虽没有普遍造成土地大规模集中的结果,但也未能充分实现土地价值、增加农民福利的目标。如何一方面利用外部发展资源实现土地的潜力,另一方面又保证资源控制者不因制度化的不平等而完全剥夺发展成果,是发展中国家土地制度设计者面临的共同问题。     

从征地看当前农民的土地变现观念——基于广东崖口村“卖地”事件的考察

分析征地问题,必须注意政府与农民客观上形成的"合谋"现象,即不仅政府有"买地"的冲动,农民也有"卖地"的冲动。当前农民之所以形成急于变现的土地观念,直接推动因素是消费欲望,外部引导因素为各利益主体的诱导,深层理念因素是地权观念变化。解决征地乱象,需遏制政府与农民的双重冲动,一味提倡土地私有化只会让"卖地"在市场化的名义下不断加剧。     

简论李觏的土地思想

李觏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思想家,在李觏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经济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李觏非常重视土地问题,土地思想是李觏经济思想的核心。针对当时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引起的社会危害,李觏也提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看法。他的土地思想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从分配角度分析,主张平土均田。后期主要从生产角度批判土地兼并。李觏提出了"平土均田"、"井田制"、"农业劳动力"、"尽地力、广垦辟"、"限田"等抑制土地兼并,发展农业,保护农民利益的思想。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立法保障研究

通过立法推进承包权主体与经营权主体分离,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调整之必需,也是保障农民权益的当务之急,更是法律人急需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和实现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既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再次创新,也是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只有做好顶层设计,修改包括宪法修正案、承包法、物权法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条款,明确农村土地承包主体与经营主体分离后的权利关系,依法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权益,才能进一步促进农地的专业化、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     

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发展研究——以山东省招远市西沟村为例

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分析,发现党支部领办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上层建筑保障,而实化的集体地权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经济基础保障。党支部领办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分配、协调和监管环节,既可以让合作社经营所产生的农业剩余不溢出村庄,又可以为合作社应对各种风险提供坚实支持。党的领导和集体地权实化加上合作社与市场的具体对接,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征。研究认为,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应是服务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将农民纳入现代职业体系,重新组织农民和再造农村社会,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