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探析

对人类的规范、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是人类学的重要话题,对当今社会法律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这本重要的法律人类学著作的解读来探析原始社会的"法律",对"什么是法律"进行梳理,并结合现实社会的法律状况,可以使人对人类法律发展的进程有一个认识.     

文化现象的逼视与衡量——论李安宅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开拓

在中国近世人类学发展史上,前辈学者李安宅引入了英国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其著述涉及社会学、意义学、美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广阔的领域,但他是借助各学科知识去透视、分析和衡量人类文化现象,构成一个文化人类学系统。他译介和阐发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以人类学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以及他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成就,均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他的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现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尚有启发和指导的作用。       

文学、历史与人类学的跨界表述——潘英海教授访谈录

2012年6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重庆召开,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潘英海教授应邀出席并作了有关台湾原住民民族习俗的主题发言,同时接受了与大会主题相关的专题访谈.访谈中,潘教授结合《东番记》《金枝》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等文献,谈论了他对文学、历史和人类学三者关系的见解.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６０年前，马林诺夫斯基预示《江村经济》将促使社会人类学研究从异文化迈向本土文化，从“野蛮社会”迈向“文明社会”，因而将成为社会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里程碑。自马氏发表这一见解之后，海外人类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派一直存在争议。首先，Ｆｒｅｅｄｍａｎ对于“微型社会学”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提出质疑。接着，Ｌｅａｃｈ进一步对中国人类学的本土观和社区论提出责难。６０年后，重读马林诺夫斯基的《江村经济·序言》，作者总结了一生为突破微观社区研究的制约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如对“类型”和“模式”的探讨，对不同级序社会时空单位同时并重的方法的阐述，以及对大一小传统关系的思考等，通过对自身理论的重新评估与反思，作者力图阐明自己对社会学人类学本上研究的基本看法。     

寻求超越原型“田野”之道 ———读《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

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田野工作”被视为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而说起“田野工作”,我们似乎就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白人男性民族志工作者,远离家乡,让自己深度沉浸于土著人的世界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和他们面对面地接触,在参与中观察、记录和思考。然而,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这种“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原型田野工作开始面临严峻挑战,眼光敏锐的人类学家纷纷着手探讨超越“原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1]一书应运而生。该书系古塔和弗格森共同编著,1997年8月于加…     

《航海者》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与库拉的后续研究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以来,英语人类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后续研究。本文在检讨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方法的基础上,将他的田野工作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并总结了有关库拉的后续研究。作者提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后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库拉的民族志调查展开的。两者都超越了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功能主义方法,但《航海者》对于今天人类学的魅力所在,仍在于研究他者,在于超越量化手段,在于满足于“片段”的调查。     

功能学派内研究取向的异同 ———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努尔人》

一、小引 马林诺夫斯基和普理查德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学命运的一个微妙点，正是在上一代的人类学理论消褪往日光辉露出一些黑点，人们对人类学的信任势趋日下的时候，关键的时间和人物结合了起来，人类学突然就转变了病象，并且似乎站得比以前更稳。马林诺夫斯基就是这关键人物中的一个。     

论人类学家艾尧仁的“传统汉人社会”研究

瑞典人类学家艾尧仁对"传统汉人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突破了"宗族范式"的藩篱,二是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解读,使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具有了历史的深度。同时,他对历史的切面式思考,引发了本文对历史人类学两种研究取向的延伸性讨论。文章指出"切面"与"过程"是历史人类学的不同做派,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澄清了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含混认识。     

视觉人类学的“感官转向”与当代艺术的民族志路径

自20世纪90年代"感官转向"产生后的视觉人类学,在学科范式上有了整体性的转变,围绕对"视觉性"概念的重新定义,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范畴,同时也推动人类学方法论领域围绕"参与观察法"做有关"反身性"的进一步思考,还通过学科史的钩沉,揭示出人类学成长历程中与视觉媒介技术发展和先锋艺术之间的复杂渊源。而在当代艺术领域,20世纪60年代以后蓬勃发展的社会参与性艺术也开始大量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其"介入"社区,与社区对话的重要手段。视觉性与社会介入,也因而成为这两个领域相互连接的结合点。本文梳理了视觉人类学中"感官转向"的由来,以及其中重要理论家的观点,分析了这一转向中,视觉人类学中的最新发展脉络与当代艺术中注重社会参与的脉络之间相互契合之状态。对这两个脉络之间在理论思考与实践上的更多对话与交流,将能使人类学与当代艺术领域彼此受益。     

人类学中“结构”范式理论的演进

"结构"与"能动性"是人类学理论中一直探讨的焦点之一,体现了人类学对社会、文化与个人关系的探索。以杜尔干、拉德克利夫-布朗及曼切斯特学派等为代表的社会决定论和文化与人格学派、象征人类学等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强调结构,代表了社会、文化对个体行为制约的结构决定论观点;相反,利奇对个体能动性的关注及巴特等人以分析个体为出发点的能动性理论,则强调个人及其能动性对社会、文化的形塑。当然,"结构"与"能动性"并不是一条线的两端。     

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观及艺术理论

马林诺夫斯基对现代人类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将理论研究置于田野考察的宽广视野中,提出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文章侧重于对《文化论》文本的解读,探索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观及艺术理论的基本内核,揭示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能。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思想简论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是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专家,功能学派之父。祖籍波兰,毕业于克拉科夫大学,1908年获数学和物理博士衔,曾师从心理学家冯特,后来在弗雷泽《金枝》一书影响之下,开始对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史感兴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马林诺夫斯基去澳大利亚进行实地考察,在新几内亚和特罗布思德群岛居住两年多,对当地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1924年以后在英美一些著名大学任人类学教授,并多次获得意、荷、新、英、美诸国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职衔,1941年任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一生著作很多,著有《科学的文化理论》、     

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 ———“波粒二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

文章通过对"文化"概念在人类学中演变的探讨,思考以"文化"作为核心概念的相关人类学研究范式,进而在与社会学之"社会"研究范式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在人类研究中"文化"与"社会"波粒二象性的理解。一些人类学家焦虑于"文化"概念的被滥用和庸俗化倾向,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文化概念具有广泛的人类和社会现象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应该提炼出这一特性的学术内涵,即"文化是人类遵照其相应的自组织规律对人类及其社会事物的各种联系,运用信息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意义的具有动态再生产性的编码体系"。     

民族学的本土发展——基于杨建新先生的学术人生与民族学理论的思考简

杨建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是兰州大学民族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本文通过回顾他的学术人生历程和学术成就,探讨了他将历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独特的民族学思想和研究方法,阐明了他基于与西方人类学相比较而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思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的重要意义。     

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

文章以关中"水利社区"为例,探讨了中国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宗族模式"并不能解释复杂的汉人乡村社会,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宗族乡村"的视角可以弥补这个缺口.在北方乡村社会,一般是非血缘性的组织"会"在引导乡村社会的运转.本研究企图超越和延伸人类学早期汉人社会研究的框架和范式.     

论社会人类学关于结构和功能的不同理论

本文在简要论述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进化论之后围绕结构和功能产生的三大理论流派即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以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和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核心概念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和解释不同社会的异同。这要通过对不同经验社会的比较才能实现。笔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强调“文化统一体”的文化概念在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时在方法论上很难操作。列维-斯特劳斯的观念领域内建构的结构，追求的是人类的共同性与普遍性，缺乏可比性。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从经验观察中归纳出来的“社会结构”，使不同经验社会的比较，在方法论上成为可能。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他者”到“你我”——中国人类学电影开山作品的理论启发

人类学与民族学是从国外引进的,迄今已近百年。引进的路径有二,其一是从欧美直接引入,其二是经过日本媒介间接引入。人类学原生语境里,他者与人类、民族志与文化理论、具体与一般,它们的平行与交叉构成学科的基本形式。本文透过对中国人类学电影开山作品的解读,展开"你我"这一具体的、民族志的视阈,进而提出一种学科基本形式更新的可能性,即你我与人类、民族志与文化理论、具体与一般,它们的平行与交叉。     

“非遗”后艺术民族志书写及其社会想象

作为兼具文化与艺术双重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过"非遗"产生、申报、保护、发展等阶段后已然成为"他者""自我""社会"关系网中的资本,并以其独特的价值呈现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成为社会想象对象。"非遗"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主要是从历史溯源、社会评价、建构再造、共同体形成等维度进行把握和阐释,多维视角中对"非遗"的社会阐释与社会构想成为"非遗"民族志书写的社会集体视角即社会想象,这种多维度的社会思考与把握也是解决我国"非遗"保护问题的文化视角和学术参考,其民族志的书写社会多角度的想象与阐释通过文本化策略得以实现。     

文化的解释:民族“志”的书写问题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考察后用于书写“异文化”的主要文体,也是现代多元社会中传播不同民族形象的主要媒介.20世纪30年代后,功能主义学派的兴起使得文化研究转向了在社会现实中的功能研究.虽然各自的理论稍有区别,但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克里夫·布朗分别以自己的经典民族志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都对以往文化研究中那种企图追踪、重塑文化历史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而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应该集中在对现存文化和社会的分析说明.到了格尔兹以后,则又出现了对民族志写作的符号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