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论《大一生水》与《老子》及《易传》的关系——《大一生水》不属于道家学派

《大一生水》以“大一”为天地万物本原,是讲有的哲学,《老子》以道即无,为天地万物本原,是讲无的哲学。《大一生水》以具体物质形态论宇宙生成,《老子》以抽象数字论宇宙生成,分属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大一生水》与《易传》接近,但非儒家易学流派,而属于先秦数术学派。学术界咸将《大一生水》归属道家学派,是可商榷的。     

《史记》《汉书》人物个性比较

《史记》、《汉书》对人物个性与命运逻辑的表述迥然有别。《史记》记述人物以天性为主,《汉书》则以德行为主;《史记》认为性格决定命运,《汉书》则认为德行决定命运。这主要是由于司马迁和班固在历史观、写作宗旨上的差异,以及两书反映的史实不同造成的。     

《文心雕龙》与《淮南子》

深入分析《文心雕龙》与《淮南子》之间的文本联系,可以发现至今尚未受到学界重视的如下线索：第一,《文心雕龙》的逻辑结构与《淮南子》相似,它以《原道》发端,以“自然之道”贯穿全书,安源自以《原道训》为枢纽的《淮南子》。第二,《淮南子》重“神”,刘勰继之,《神思》篇中多见《淮南子》涉“神”迹象,“神与物游”是“神与化游”的话语转换。第三,《淮南子》关于“物感”的论述比《乐记》深入、丰富,《文心雕龙》以《物色》为重点,用文学、诗话的语言加以进一步地转述、发挥,一脉相承。据此可知,通过杂糅儒、墨、道、法、兵、阴阳、黄老等思想,《淮南子》已在刘勰之前先行对六经和先秦诸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综合,从而为《文心雕龙》进一步的话语转换创造了条件。     

试论《诗经》对《史记》的影响

《诗经》对司马迁撰述《史记》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他在追述商周的历史时,大都是以《诗经》中的相关诗篇为基础,以其他的文献材料相补充,加以改编、综合、归纳而成。于是《诗经》中所表露出来的一些历史意识,对司马迁的《史记》就必然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诗经》中的一些是非标准也就成了他理解和解释历史的重要理论依据。     

《淮南子》与《文心雕龙》

作为华夏诸文化融合的结晶,《文心雕龙》不仅受《周易》、《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著作的影响,而且在《淮南子》中汲取了重要的营养,这一点,可在其本体论、创作论、文体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找到足够的证据。据此可以认为,《文心雕龙》对道家思想的借鉴是以《淮南子》为中介而实现的,其具体过程大体是:《老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文心雕龙》。     

从《梧桐雨》到《长生殿》

<正> 洪升的《长生殿》以李杨故事为题材,其最早依据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在元明戏曲中对它影响最大的是《梧桐雨》。 洪升在康熙己未年《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前人曾认为这是对《长恨歌》、《梧桐雨》的非议,颇不以为然。刘咸炘甚至批评道:“虽曰文人相轻,无乃太不自量乎!”(《文学述论·曲论》)这是一种误解。     

《易》与《诗》中的鸟

《诗》之兴是一种隐喻,《易》之象与其有着相同的艺术功用,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象征系统。《诗经》中的鸟类兴象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的内在关联,早已被前人证实,验之于《易》,同样契若合符。可见,《易》与《诗》一样,都是以形象来表达意义,运用的是象征表现方式。     

论《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与《周易》及《老子》

《吕氏春秋》倡导重农的政策思想主要是对《老子》“圣人之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朴”的政治哲学,“不尚贤”的政治主张和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情怀。《老子》与《吕氏春秋》之间有两条主轴贯穿始终：一是以老子政治哲学为主的道家“无为”思想,《吕氏春秋》将其浸透在重农政策中;二是《周易》、《老子》思维方式在《吕氏春秋》中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吕氏春秋》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具有正反相合、注重“天地人”三者融通与和谐的整体性思维特点。而《周易》、《老子》的流传与演变,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言说特点提供了方便之门。     

从《金瓶梅》到《歧路灯》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它给后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巨大的影响。有些承受了它的淫词秽语更走入下流,如《玉娇李》、《续金瓶梅》。《隔帘花影》、《肉蒲团》等;有些则发扬了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逐步把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向高峰。从《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红楼梦》,我们就可以约略看出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汉宣帝是西汉中期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他治国有方,汉朝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持续恢复与发展势头。但受特殊身世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这些弊政在经济上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富,在思想上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日渐丧失,在政治上导致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和外戚宦官专权,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两汉赋论基本特征略探

汉赋是两汉文学主流,创作的繁荣带动了汉赋批评的兴起。汉人赋论尽管只是汉赋研究的起步,却已具备比较鲜明的特征：依经立义的批评标准;全面细致的批评内容;准确精到的批评结论。两汉赋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价值的理论收获之一,对后世的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乐生的国家治理维度--韩非的逻辑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关注民众乐生问题,是韩非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认为,所谓乐生就是快乐地活着来干合法的好事,同时也为爱惜身体不干那些非法的坏事。韩非把民众乐生和国家治理统一起来,认为使民众乐生是国家治理者的责任;只有民众乐生,才能实现君主对国家的治理;民众乐生是君主治理国家的理想局面。国家治理不能允许民众不乐生,国家治理不能让民众不乐生。     

秦汉之际神仙观念的演变

秦汉之际,神仙观念发生过一系列变化。首先,神仙观念在产生之初的彼世色彩淡化,与长寿愿望合流;其次,神仙观念在世俗化过程中开始走向普及。汉武帝对此影响最大,他重祭祀,好神仙,并把求仙的领域扩大化,这一切助长了民间的神仙信仰。     

论19世纪中叶后日本汉文学的几个问题

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汉文学变化极大,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三个问题论述者较少。一是对日本明治前夕志士文学的评价问题。简单地称明治前夕汉诗主流即志士诗,或简单地认为志士文学是当时汉文学最高峰,是不对的。所谓志士毕竟只占当时汉文学家少数,而且其大多在文坛上并不居重要地位;志士的诗文也并非都是志士文学,其中佳诗大多不能以志士诗目之。二是明治后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的严重性。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自其萌芽时起流毒即无孔不入,浸润于日本文学各领域,首先就是某些志士文学;其后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更为严重。从无名小卒到大官贵族,从杀人屠夫到高雅学者,都有人写鼓吹侵略的诗文。三是20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史书抹煞汉文学的错误问题。日本文学史书中,有赤裸裸直接贬斥汉文学的,也有用一些高超玄妙的理论和遮眼的手法来抹煞汉文学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道理。     

滇民族消失之路探索

滇民族,古滇国的建立者,靡莫之属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汉武帝封其首领为滇王.但滇国归附汉王朝后,史书中就不再见到“滇”“靡莫”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云南考古工作者发掘滇王墓葬群,出土了“滇王金印”及许多具有民族地方特点的青铜器,展现出“滇”是一个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古王国.但考古文化与后来居住滇池区域民族的文化不相衔接,于是滇人是什么民族？到哪里去了？虽然出版了许多研究论著,但学术界仍觉得是个谜.本文提出:滇国的建立者是孟高棉族群中的孟人,他们消失在“蜀国”、在“交趾”古战场,并与云南建宁霍氏部曲“同归于尽”,其他则融合于(灾)民族中.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黄老学“执一”政治观探析

黄老学认为"一"是万物的根本,相对于万物"一"具有优越的地位.在对"一"的深刻认识基础上,黄老学形成了"执一"政治观念.黄老学认为君主就是"一"的体现,"执一"是君主修身、治国的基本原则."执一"表现为以一应万的内涵,"执一"要求君主做到依法治国,"执一"的目的是实现天下的统一及各种政治集团的和谐共处.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