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裁量权的行使原则

法官裁量权问题是司法制度的核心,也是法理学的一项基本研究课题.法官裁量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是客观的需要,因此我们应当正视法官裁量权的重要价值.法官在行使裁量权时应遵循法律精神的原则、实现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平衡原则、兼顾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流变性原则、独立自由裁量与内在(自我)约束原则和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裁量的原则.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严格依法裁决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是,要求法官依法办案并不意味着法官只能够机械地操作法律。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必然性在于,法律具有模糊性、概括性、僵硬性等不足,只有借助于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行为才能真正实现立法的目的。依据不同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有不同分类。法官依法享有自由裁量权虽然是必须的,但是自由裁量权如果使用不当,则会损及法制的安定性。所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必须遵循公正、维护法律原则和精神、符合程序正义等原则。既要保证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又必须依法限制法官的任意裁量。     

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及本质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及本质含义○解春廖军罪刑法定原则在１９７９年的刑法中已基本上得到了体现,如明确规定了犯罪,犯罪构成,犯罪种类,以及刑罚的概念,刑罚的种类和刑罚的运用。但将罪刑法定原则真正明确规定在刑法典中,却并非一件轻松的事。首先需要的是敢于向传统...     

宪政: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

宪政是为了人民福祉而进行的更为正义的人类秩序谋划.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而法官只能根据法律规定认定犯罪且处罚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政诉求.宪政的重点是制约权力,罪刑法定原则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担负着保障人权的重要职能.     

罪刑法定与个案公正

公正是法永恒的价值和最高追求。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对罪与刑采取普遍适用的标准,体现了一般公正,但罪刑法定之"法"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式适用于一切案件,个案公正问题由此产生。刑事司法具有个案处理的特点,由法官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下,依据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来处理千差万别的案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罪刑法定之"法"的局限性可能损及的某些公正,其中公开、公平的诉讼机制的设立则是确保法官司法裁量权公正行使的最佳切入点。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限制

自由裁量权是从审判权派生而来的,具有选择权的属性,其特点,一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权力;二是处理案件法官的权力;三是应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作出处分的权力;四是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由法官根据自己意志进行裁量的权力。对滥用自由裁量权要加以限制:首先要大力提高法官队伍的各项素质;其次,要不断改进立法工作,合理限定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最后,要健全程序规范,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过程。     

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构成什么罪以及处以何种刑罚,都应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即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不是同刑法一起外机坠地的,而是在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作为罪刑擅断的对立物问世的。从罪刑擅断到罪刑法定,是刑法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亦是法律思想的一次质的飞跃。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产生了罪刑法定思想的萌芽,如罗马法即有“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并且当时就形成了所谓“无法律则无刑罚”的格言。但是,作为罪刑…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它贯穿于刑法的始终,是法治在刑事法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都应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看刑讯逼供罪的现行规定,发现刑讯逼供罪的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两项内容:明确性原则和禁止不均衡的刑罚。笔者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论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化

酌定量刑情节在我国刑法中虽然不是明白直接具体的规定,但仍有其法律依据。将酌定量刑情节予以具体的法定化,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有利于司法统一和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以量刑中的责任主义为考察标准,在立法中明确确立量刑时责任刑是预防刑上限的基本理念,之后区分影响责任的酌定量刑情节和影响预防的酌定量刑情节。     

基准刑:撬动法定刑的阿基米德之点

基准刑是量刑过程的核心,是撬动法定刑的阿基米德之点,是量刑均衡可资量化的硬性指标,是进一步适用量刑情节的基础和前提。与基准刑相关的量刑要素应当反映犯罪的基本内核和刑罚的内在本质,依据犯罪行为的可谴责性大小(包括违法性大小和有责性大小)在给定的刑罚幅度内进行排序是确定基准刑的有效方法。     

西藏刑罚制度的变迁与刑罚理念现代化

刑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法的起源，中国古代法律“重罚而轻罪”。西藏地区早期法律作为中华法系的部分，在此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其刑事法律中罪名极少而刑罚繁多。直到民主改革后，随着刑法在西藏地区的执行，其传统的刑罚观念才逐渐走向现代化。本文从考察西藏刑罚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着手，分析了现代刑罚理念对传统刑罚观念的冲突与发展。     

无效处罚问题之探讨

无效处罚是指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时虽在形式上做出治安处罚,但因重大且明显违法,不待有权机关确认并宣告,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处罚行为。导致无效处罚的事由主要有处罚主体瑕疵、内容瑕疵、形式瑕疵和程序瑕疵,其法律后果包括效力内容、判定方式两个方面。     

文化国与教育刑--法制文明的回顾与展望

刑罚与教育的关系,刑罚的教育含量,教育政策占刑事政策的比重,是法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专制国(政治刑法、报复刑)到法治国(市民刑法、报应与功利刑),再到文化国(政策刑法、教育刑),惩罚与教育,体现了此消彼长、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关系.法治国度面对文化国度的教育刑,"困惑"是必然的,"启示"是当然的.     

论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

文章认为环境犯罪行为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新型的犯罪行为,其与传统犯罪行为无论是在认识论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有着诸多的不同,而正是这些不同决定了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亦须采取不同于传统犯罪的刑事处罚,以适应惩治环境犯罪的要求,从而促进了现代刑罚理论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未遂犯的从重处罚、法人犯罪处罚的多样化,及特殊主体处罚的加重等方面.     

"慎刑"新释

“慎刑”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法系的核心内容。在传统观点中,“慎刑”一直被认为是“宽刑”、“轻刑”或“恤刑”、“仁刑”。通过对＂慎＂的词义及法律实践、影响因子进行考察,可以认为“慎刑”的含义不仅应包括传统观点中的“轻刑”、“宽刑”,也应包括合理的重刑。     

析环境行政处罚中的警告罚

环境行政处罚中的警告由于执法效果不佳、理论支撑不足等原因在现有的环境立法中呈现出随意性及边缘化的特征,然而无论是从独特性还是必要性而言该罚种在环境行政法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通过理论上的准确定位、相关制度背景的构筑、具体适用条件及方式的规范来完善警告罚制度,以期彰显其重要价值。     

恐怖主义的内涵及其惩治原则

由于恐怖主义危害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各国通过了若干个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国际公约，规制空中劫持行为、危害民用航空和海上航行安全的不法行为、危害受国际保护人员的不法行为、劫持人质等恐怖主义行为。在这一意义上，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犯罪。这些国际公约为各国在惩罚恐怖主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并且建立了适用于各缔约国对恐怖主义的普遍性管辖权．     

论刑罚与矫治的异质性

刑罚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将矫治视为刑罚的重要制度以及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刑罚意味着矫治犯罪人"这种认识实质上混淆了刑罚与矫治的关系.刑罚与矫治的异质性,表现在刑罚与自由刑的关系、劳动的刑罚解读、矫治的刑罚独立性理性分析、刑罚与矫正混淆的实践危害性等几个方面.矫治的刑罚独立化理论是解决目前理论界关于刑罚本质报应论与矫正论争议的关键所在.     

古典功利主义刑罚论的现代性：从贝卡利亚到边沁

作为古典功利主义刑罚论的开创者,贝卡利亚以社会契约论为逻辑起点,在“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这一道德原理的基础上,以痛苦与快乐的模糊计算来分析犯罪与刑罚问题。边沁对古典功利主义刑罚论予以推进,以“自然”为根据,明确在快乐与痛苦主宰的功利原理基础上设计精细的快乐痛苦表。从现代性视角来看,他们从理论根据上放逐了上帝这一中世纪的神性基础,昭示了社会控制意象,体现了人类对于未来进行全面计算、预测和控制的企图,预示了以客观功利计算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科学”地位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