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空间与政治博弈：中晚唐河朔政区变迁刍议

在整个藩镇时代,河朔政区有数次较大的调整,每次都依托不同的历史语境展开。后世学者由于对当时这些具体的历史语境缺少充分的领会,往往把唐廷在河朔的诸多失利,归咎于皇帝与廷臣在政区调整上的失策。实际上,唐廷对河朔政区的调整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确保中央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纵览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方案,大多是唐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为此,唐廷采取了维持诸方“有利的均衡”、让河朔强藩互不相邻、对河朔防御型藩镇采用“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将河朔地区节度使与刺史文臣化等一系列手段。长庆年间以后,当唐廷不再试图彻底改变河朔藩镇父子相袭的局面,改行“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政策,唐廷与河朔之间博弈的关节之处才得到彻底解决,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     

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媒眼中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复职——以《大公报》报道与评论为中心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初,《大公报》对蒋介石下野的内幕、下野后蒋介石的行踪、蒋宋联姻以及蒋介石复职的过程均给予了充分的报道与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作为民国政治精英人物,蒋介石也非常注重处理同媒体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     

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吴江叶、沈两家为例

文学世家是中国古代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吴江的叶、沈两家是明清时期江浙地区著名的文学世家,两大世家曾经三代联姻.这种文学世家间的联姻对文学产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种联姻构成彼此间在文化上的门当户对,这使得成长于文学世家中的女性,在出嫁后仍然有可能生活在文学(文化)氛围较浓的环境中,从而有继续进行文学活动的可能;二是这种联姻可以带来一种家族间的文化优势组合.这种优势组合造就出一些杰出的女性作家;三是这种联姻在密切家族间关系的同时,也促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文学活动,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传统——兼论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联姻与勾联

由启蒙(19世纪中期)带来的中国的现代性跋涉使“新”、“老”传统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奇特地联姻。这种奇特的联姻,既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的独特路径又给现代化事业的前进设置了障碍。     

论阿马尔那时代埃及与西亚大国的外交联姻

在阿马尔那时代,埃及与西亚大国开展广泛的外交联姻活动,埃及法老迎娶了巴比伦、米坦尼、赫梯等大国的公主为妻。通过考察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及古埃及文献可以发现,在对母国与埃及的政治关系的增进上,嫁入埃及的外国公主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不管是埃及,还是西亚大国,更看重的是聘礼、嫁妆。西亚大国对埃及的聘礼多寡斤斤计较,而埃及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把外国公主建构为一种物品,另一方面对外国公主的嫁妆念念不忘。从某种程度上讲,获取资源是埃及与西亚大国之间外交联姻的经济动因。在聘礼和嫁妆的礼单中,各地区的特产资源占有重要地位。可见,外交联姻在各国特产物品的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朝陈郡袁氏家族谱系与联姻关系探讨——以正史及碑志为中心叙述

陈郡袁氏家族为南朝著姓。文章将正史与碑志文献相结合,就袁氏家族谱系、与其家族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袁氏与皇室及世家大族间之联姻等情况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论百济与北魏的关系——以百济的上表文为中心

围绕着4世纪末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深刻变化,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百济和北魏都在构建着对各自有利的外围条件。472年,百济上表北魏请兵攻打高句丽,却遭到北魏的拒绝。由于两者在最终利益上的差异,使得它们未能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建立起朝贡册封关系,最终,北魏王朝再无百济使臣前来,两国的关系形态对5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杜甫人格论——以“五伦”关系为中心

儒家人伦思想以博爱为基干。君子之道始于夫妻之爱,杜甫的夫妻之爱至为深淳;继而产生父子之爱,杜甫的父子之爱最是慈孝;推广夫妇、父子之爱,杜甫对弟妹的爱终身不衰;推广家庭骨肉手足之爱,杜甫对君主的忠爱发自真性情,醇恳诚挚。他以狂热而坚韧的生命力与爱心,塑成了千古不朽的仁者风范、君子人格。这是儒家精神似现实而极超越的结果,近乎“尽善尽美”。     

唐河北藩镇时期人口问题试探

从藩镇军额、散见诸文献中各府州实际户与口数及相关材料、本区经济发展状况三个方面对河北藩镇时期的人口进行考察,可知藩镇时期的实际民户未必大减于天宝盛时。由于唐后期户籍自身的重要性减弱,藩镇向中央申报的户籍并非实际征税的户籍,藩镇隐匿户口尤甚等方面的原因,实有民户不能在户籍上反映出来。     

汉代婚姻形态及其启示

西汉初期的婚姻形态大都承袭秦制,经过两汉400余年的演变,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蓝本。在此,从汉代婚姻形态的社会与思想文化背景、汉代妇女的法律地位、汉代婚姻形态的演变、汉代的结婚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当代青年的婚姻家庭与价值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的转型和多元文化的交融,当代青年无论是婚恋观还是生育观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选取＂80后＂和＂90后＂的在校大学生为样本,从大学生的恋爱观、婚姻观、生育观三个方面对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后认为,引导青年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必须充分发挥家庭、高校和社会的作用。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不仅有利于他们未来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元代收继婚俗及其演变与影响

古代的许多民族都曾有过收继婚姻的习俗。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 ,曾在中原地区汉族之中推行这种婚俗。但到后来 ,收继婚俗在汉族和蒙古族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由社会的和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唐代小说与唐人的婚爱伦理观

唐代文化开放,唐前期妇女婚爱生活放纵,但是,唐人依然看重婚爱伦理,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法律条文和现实生活中,而且唐代小说多有描写。此乃儒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结果。唐初儒学复兴。唐前期的妇女婚爱生活虽然感受着"开放"气息,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行为方式。小说家乃社会意识的代表,中唐以后妇教强化,他们感受至深,基于纯化社会风气和规范世人行为之目的,便借手中之笔反映了唐人的婚爱伦理观。     

黄河水患与北宋对外军事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个朝代,造成这种局面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今的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如果从黄河水患的角度,对造成北宋时期军事力量薄弱的因素进行探讨,可以看出黄河水患在很大程度上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制约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能把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和孱弱的军事力量完全归咎于黄河水灾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婚姻的效力与公序良俗——从两起婚姻实例谈起

就婚姻的效力与公序良俗的关系而言,近些年来出现的某些引发轰动和争议的婚姻,无疑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时能够引用的典型事例。婚姻违背家庭伦理的,即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归于无效。现行公序良俗原则的立法有待完善,而无效婚姻的当事人也应该得到善待;这昭示着我们:法治的前提乃是对于人的尊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婚姻家庭理论试梳理

婚姻家庭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起点,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最早形成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制度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理论系统研究了婚姻家庭现象,认为婚姻家庭关系是建立在两性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实现人类自身繁衍的社会形式,揭示了人类婚姻家庭制度嬗变的内在规律,建立起了科学的婚姻家庭理论。婚姻家庭是变化着的历史范畴,婚姻制度的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是同步的。作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理当对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理论进行系统梳理。     

唐代贵族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研究

在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唐代贵族妇女的地位相对提高。她们敢想敢 做,旷达不羁,向儒家礼教进行了大胆地冲击,昂扬地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家庭观念变得清新、率真而自然,其放达 程度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极致。     

对民国军邮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民国军邮史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区域研究以及根据地研究三大部分.其中宏观研究,体现在著作与论文两个层面;区域军邮史研究,以云南、湖南等地为最突出,其它地区略有涉及;根据地军邮研究较为系统,是一大亮点.至于存在的问题,研究内容方面,就宏观而言还没有出版一部贯通式的民国军邮史专著,就区域而言各地军邮史研究亟待强化,就根据地而言亦存在大量空白.资料方面,除了口述史资料、实寄封等实物资料等之外,大量的资料存在民国报刊里.上述问题的逐步解决,有助于军邮史研究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