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煦《周易》注释中"观象之法"的创新与发展

胡煦是清初易学大家,他的易学涵盖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就胡煦的<周易>诠释而言,他在观象之法方面有较大的创新与发展,这主要包括三种:以体卦主爻说释"往来"、"内外"、"上下"等字词;采用先天图释"遇"、"邻"、"婚"三字;采用月体纳甲说释"西南、东北"、"先甲后甲"、"先庚后庚"、"月几望"等词.在这三种观象之法中,前二者是发前人所未发,第三种则是在传统月体纳甲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先天图和日月交光的观念,从而发展了以月体纳甲说释<易>的方法.而胡煦之所以能够在观象之法方面获得较大突破,原因则在于其方法背后深刻的易学观.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黄老思想要论

黄老之学缘起于战国田齐稷下学宫,它兼糅并包、涵融各家,以黄帝为标帜,以《老子》思想为素材,目标在于经世、治事,策略则是道、法兼容,天道、政道一体,治国、治身一理。黄老学者承继并转化了《老子》的虚无、柔弱哲学,结合法家的"刑名"考核方案,提炼出"虚静因循"之"术",以此实现既积极高效又和顺温润的统御术。而通过参采观天授时的阴阳说,黄老学者架构出明堂月令的天人政纲,并在西汉初期大致完成理论建构,由"体"入"用",成功地落实为高效的"黄老之治"。在深层次学理方面,黄老思潮放弃了《老子》论"道"重视"本体"的特点,转而试论"道"的"创生",以"气"代"道",详述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最终架构起战国秦汉以下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气化宇宙论的基本模式。由此进一步开展出来的传统中国"精气"养生说,则成为中国传统医理的基本纲领与方技文化的主要源头。此外,黄老之学还兼采儒、墨,以民心作为法令产生的根源,并且以人君作为法令约束的第一对象,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法家式的刻薄阴鸷弊端。     

固本柔远:从《国朝柔远记》管窥清代治外法律思想

在研究清代后期思想史时,我们习惯了专注于对"新派"思想的研究,但是若要认识这种文化的碰撞,需注意对"保守"主义者的考察。出于对西洋人传教和通市中鸦片贸易的担心,"固本"、"反本"是应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而"柔远"则是其基本治外方略。这种态度和方略直接影响了清王朝对于西洋人传教和通市贸易的立法。在成书于清后期的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中,体现了清代士大夫阶层对于自身政教文化的坚持,同时也展示了清王朝在治外政策和法律上的宽容精神,二者构成了王朝的传统内向型治外法律观。     

论突破"功利"与"传统"制约的审美创造--以书、画、诗为例

自古以来人类的"人文"创造活动中,"功利"与"传统"两大观念始终伴随左右,前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需要,后者是历史的层层积淀。但是在文学艺术创造的领域,创造者则需要更多心灵的自由,"功利"与"传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审美的自由和创造。怎样在制约中寻求自由?本文以书法、绘画、诗歌为例,探讨文学家在精神的创造活动中,如何突破现实功利的局限而寻求创作自由,在"传统"的种种规范中"通而变之",努力臻至"无目的而合目的"的最高审美境界。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之重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文化主体性思想之比较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之重建主要围绕文化的独立性与主导性两个基本维度而展开,以张岱年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和现代新儒家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二者虽都反对"全盘西化",但现代新儒家表现了比较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张岱年则主张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而实现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体变革。现代新儒家表现出融合中西的开放姿态,但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而以"中体西用"作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本模式,主张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张岱年立足于中西马文化的良性互动,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之"体"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之"体",主张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创造"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民族的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王夫之的伦理思想略说

正作为中国古代总结性的哲学家,王夫之的思想中涵盖多重方面,而伦理观念则构成了其中的重要内容。从道德主体的层面看,伦理领域的思考首先关乎对自我的理解。道德自我内含多方面的规定,在本体论的层面,这种规定具体既非仅仅限于感性存在(身),也非单纯地呈现为内在意识(心),而是展开为身与心的统一。作为统一的主体,"自我"以个体的生命存在为其形而上的前提,而身心之间的关系,亦具有某种体用的性质(身为心之体)。王夫之对身或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替代言说”——传统形式的断流与缺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主要文体诗词曲赋与章回体小说被排除在文学史视域之外,而主流文体则是从西方传统而来的小说散文与新诗。这种传统文学形式的"断流"就其本质而言即后现代批评中的"替代言说"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与"旧文学"决裂后,传统文学的格律诗与章回体小说被认为是"旧形式"的延续而"不在场"。虽然部分文艺理论家与毛泽东等人都曾经提倡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但仍然未能使传统形式的创作真正进入"新文学史"的视域。正是这种传统形式的断裂使现代文学史成为持续接受西方新思潮与文体的宏大叙事,直至今日传统形式创作仍未能进入格局。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再排斥传统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戏剧和章回小说等,转型为全视域、体现源流通变关系的文学史。     

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形式美--以书、画、诗为例

作者认为,书、画、诗的形式美,在中国古代艺术形式的审美创造领域最有代表性。书法家以情性对"形质"加以软化、活化、动化,使原有字形发生美的变化,以"草书"而臻至最高的审美境界。画家以"气韵"与"形模"合作,发展到"写意"而走向绘画艺术的高峰。诗则是由诗人自己创制种种形式,又在越来越严格的形式中自由施展而显示诗人的才能。当传统的形式被用得烂熟而失去制约感,探索、创造新形式便成为一代才人"再领风骚"的壮举。     

“以法为治”与近世儒家的治道传统

近世儒家把握到了政治社会演变的强烈法度化特征,提出"以法为治"的典型概括。他们熟用的"法"、"法度"等概念涵盖了礼乐政刑、纪纲法度。法被视为基于天理人情的体现公共实践理性的规则集群,并依据文明演进经验衍生出了一套法史观,以三代之法与后世之法的张力显示出传统根基上的因承损益机理。而基于礼与政刑的辨析,叶适等人为礼乐优先的儒家法传统强化了社会理论的阐释维度,推进了社会秩序与政刑之治的反思。依据治人与治法的关系,近世儒家还更新了对于政治类型的理论概括,承认"以法为治"、"以法为定"的客观性,从礼法与共治双重主体意义上强调治人的积极性,警惕"任法"模式的偏颇。这种法度中心、礼法本位的儒家治道论,追求一种优良的法治型态,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华法系的法治资源提供了重要视角,也有益于清理现代国人片面理解法治而产生的迷思。     

民本与民主:比较视阈下的异与“通”——兼论中国民主政治主体性的建构

民本主义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总结,它与现代民主并不止于对立。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现代民主和传统民本都具有整体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民主主义以"民治(by the people)"为体,"民有(of the people)"和"民享(for the people)"是其两翼;而民本主义以"君治"为体,两翼是"民为邦本"和重民利民。二者"体"虽相异,"翼"却相通,因此民主主义就有了向现代民主转化的可能性。在"君治"时代,人民被排除在政治主体之外,政治主体性不立导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无法突破桎梏迈向现代民主,政治主体性建构是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西维度长期受到推崇,古今维度则有所偏废。新时期以来,林毓生、李泽厚、陈平原等海内外学人明确倡导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这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以百年来现代中国各体文学创作而言,小说和散文在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高,而新诗因与古典诗词时相对抗而成就有所不足,话剧因与中国戏曲传统断裂而尚未真正地民族化。现代中国小说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或言志传统以及中国文言小说或文人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至第二个三十年转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载道传统和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在回归言志传统的前提下,小说文体创化愈益复杂。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90年代以后则集中出现了转向明清文人世情写实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倾向,由此成就了贾平凹的沉郁型、莫言的狂放型、刘震云的拧巴型、王安忆的分析型等四种闲聊体叙事形态。现代中国白话散文在第一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言志派"古文"传统的转化,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载道派"辞赋"传统的吸纳,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出现了多元趋势:除了言志派美文和言志派杂文相继复兴之外,又涌现了言志派辞赋体"大散文"新形态。中国新诗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转向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载道传统、格律体传统和通俗民间传统的转化,及至第三个三十年里,中国新诗主潮又重新返回了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大诗潮其实貌离神合。     

批判与接受:鲁迅与胡适对梅兰芳的文化选择

在以"改良旧戏和创造新戏"为指向的中国现代戏剧改良运动中,鲁迅和胡适都曾对中国传统"旧戏"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个人性格、审美旨趣、处世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鲁迅的批判呈现浓重的"个人批判"色彩,而胡适则采取了与鲁迅迥然不同的态度。     

顺乎自然巧养生

祖国医学非常注意环境、季节、气候对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并指出"人客观存在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与气."也就是说,要延年益寿,必须遵守客观规律的变化,而绝不应超越自然的变化.     

中国古代小说身势描写的性别诗学

从现代身势学和性别诗学的视角看,中国古代小说的身势描写包含着对照鲜明的性别意蕴。首先,在“阴阳殊性”、“刚柔有体”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男性的身势基本被定性为“壮”,而女性身姿则常常被定性为“娇”。就小说涉笔的人物身势造型而言,男、女立姿的挺直与斜倚,以及步态的稳健与轻盈,相比较而存在。除了实写之外,中国古代小说还对男女身势进行了性别喻说,而所使用的喻体意象则大致有“松”与“柳”、“奔马”与“飞燕”、“道貌”与“仙姿”之别。这种描写虽取决于一定的生理因素,但更是社会化使然,是男性霸权话语作用的结果。     

治法与治人:论王安石与司马光法度思想之异同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处北宋中期政治变革与儒学复兴的时代,他们对法度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他们对时代课题的不同思考。王安石的法度思想主要包括法先王之道、众建贤才和礼乐刑政三个基本方面,而司马光的法度思想则主要包括先王之法皆合于道、有治人无治法等方面。他们的法度思想中都体现了对孟荀思想的融合,不过是在不同层面的融合。王安石一方面继承孟子"法先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赋予"先王之道"以荀子式的"礼乐刑政"之内涵,并且认为"法先王之道"之所以可能乃在于"法其意",这又与荀子"法后王"的思想逻辑相一致。司马光则一方面继承孟子"率由旧章"的思想逻辑,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而是主张荀子之礼制。在治法与治人的关系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司马光则强调治人的首要性,治法不具有独立价值。从现代的角度看,王安石的思想更符合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律。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的平等观。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论"马行街无蚊"——从环境史角度的诠释

治经济吏的学者对"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相当熟悉,学者们在研究、论述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时,经常引用此则史料.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则史料的分析仅限于经济史、城市吏研究中,未免有所局限.其实,"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还可以从环境史角度来思考、分析,它体现了古人的环境意识,而我们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的环境意识,正有助于更好地建构中国环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