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重赋的数据分析——以苏州府为例

明代前期“江南重赋”曾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议题。采用数据分析方法，我们知道，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各县耕地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93.3%，以后的田赋增加与田亩的增加基本无关。该年，苏州府的田赋率为13%，大大高于其他地区。不过，从永乐年间开始，苏州府的官员通过土地税的“加耗”（运输成本）与徭役来操纵税额，达成各县赋役负担上的基本公平，保证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明代大名府官民田土考

明代土地人体上可分成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明史·食货志》说:“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皂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产兼)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官田入各级政府土地赋役册籍的主要是庄田,屯田等等之外的一般没官、入官田地。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尤其是苏松地区。这是因为,明初封建王朝在这些地方不仅接收了宋元等朝大量的官田,而且还新没收了同明太祖敌对的封建割据头目以及豪强富户的田地。在北方,一般的情况是官田寥寥,惟有北直隶的大名府,据正德《明会典》之记载,官田却高得出奇,有五百十七万亩之多,竟占了当时全府在册田土百分之九十九·五一。这不仅在北方是绝无仅有,而且也超过了江南官田问题最严重的松江府而雄距全国之首。对此,历来有不少研究者甚感疑惑,认为很难凭信,但又苦于找不到适当的理由解释,以致成为明代土地制度研究中的一个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些考证和分析,解开这个悬而未决的疑窦。 大名府官田畸重,最早系出自正德《明会典》的记载。据该书弘治十五年全国分区官民田土数,官田最     

论明代江南官田的性质及私有化

江南官田,由来已久。到了明代,更加庞大,成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近几年来,关于明代江南官田的性质问题,进一步引起中外史学界的注意,陆续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气氛比较热烈,问题有所深入。但是,总的看来,在认识上仍然有着很大的分歧。这里,我们拟就明代江南官田的性质、作用和私有化问题,陈述管见。     

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代宦官与南京

宦官是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社会的特殊产物，尤其是明代，宦官擅权乱政，势焰熏天，历来是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南京作为明王朝的兴国所在和江南政治中心，是仅次于北京的又一宦官聚集之地。我们就明代宦官和南京的关系加以了解，对于全面、系统地认识明代宦官制度，以及南京地方史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意义。一、明代南京宦官的设置早在明王朝正式建立（1368年）之前，朱元璋自称吴王（1364年）之后，就已开始在当时的应天府城使用宦官并设立宦官机构了。如王世贞《群山堂别集俄八六就收录有龙凤十二年（1366年）十一月，朱元璋派内使李顺…     

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朱子彦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地区农业与手工业中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它在当时的整个封建经济中尚不占主导地位，但仍对封建的小农经济起了冲击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代江南农业中的商品经济的显著发展，主要表现为江南地...     

明代江南粮、布对北部地区的贡献

明代江南粮、布对北部地区的贡献赵金鹏封建社会后期，江南区域经济以其内在的运行机制逐渐冲破自然经济的堡垒日益为交换而生产。到明代，尽管在总体上，江南区域经济依然未能挣脱旧的经济结构的羁绊，但在一定程度和某些产品上，江南地区已经培植起来了比较成熟的商品市...     

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

本文是《浙江通史》（明代卷）第四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之第一节，全文以浙江为例，勾勒和叙述了１４－１７世纪江南地区乡村社会的特征，描述了当时乡村地区乡民的四时农事、日常生活、岁时节日和乡民的娱乐活动，探讨了明代社会教化和乡村自治的特点。     

关于明代北方重役的几个问题

明代的赋役是沉重的。它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一般说,江南地区(概指长江以南的南直隶、浙江等地区)以重赋为累,这一点已为很多研究者所论述;而在北方(概指山东、河南、北直隶、山、陕等地区)则往往苦于重役,对此,似未引起足够的研究兴趣。本文拟就此作简略论述。一南粮北役的问题,在明代当时已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人们的议论也逐渐增多。     

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特点的形成与演变

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特点的形成与演变邱义林中国封建社会赋役的征收经历着一个“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①的过程，也即从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过程。军费作为赋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供给同样经历着这一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在历史上的分...     

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

明代江南苏州、松江等地的田赋负担十分沉重,这是明史和中国经济史中的一大问题。明清以来,对明代苏松重赋问题的原因论述极多,但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其实,明代除江南地区外,明代江西、陕西等地也出现了重赋现象。通盘考察明代的几个重赋区可以发现,这些地区虽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大相径庭,但共同的一点是元末明初皆为朱元璋的敌对势力所占领,他们曾与明军相抗衡,这正是这些地区遭到朱元璋重赋政策惩罚的原因。     

明代最早的皇庄

明代的皇庄,名义上是官田之一种,实际上是皇室(皇帝及后妃)占有的庄田。关于明代最早的皇庄出现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早在明代当时,就有始于成化、弘治、嘉靖等说。清初,《明史稿》的作者又提出“皇庄之名”始于成化。后来清人所撰明代史籍以及所辑类书,如《明史》卷67《御批通鉴辑览》卷105、《续文献通考》卷6等,基本上认为明代皇庄始于洪熙。近人对明代皇庄始自何时的认识,大抵同清人。解放后,五十年代,我     

吴门画派的书画酬酢与明代江南文人社会文化网络构成

明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士绅社会,文人应酬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江南地区的吴门画派上接元代江南文人之气,下启清代四王“正宗”,在中国文人画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标志着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的分庭抗礼。作为一个向来喜爱以群体性形象出现的文人集体,吴门画派热衷于结社宴饮式的文化消闲活动,留下大量应酬性书画。借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新资本理论,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个维度对吴门画派几位重要人物的书画酬酢进行梳理,围绕明代江南文人是如何通过书画交游形成区域性社会文化网络、酝酿新的美学思想、构建文人画话语权、实现文人社会价值展开论述。初期,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江南文人们追求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累积,而后逐渐实现经济资本的转换。书画酬酢不仅是画家审美理念的艺术表达,更是维系和拓展社会文化网络的重要工具。通过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互动,江南文人群体将其审美思想推广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加强了文化话语权,使吴门画派率先成为明中叶后的文化先锋,被大众所认可。     

鲜活的明代社会生活画卷——评陈宝良先生《明代社会生活史》

陈宝良先生的《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中的一种。该书通过多维宏观视野的全方观照,用纯熟的极其生动的描述文笔,将一个个明代生活的历史细节细腻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藉此我们对明代社会生活的了解和认识将随之加深。     

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所谓均田、均粮运动的开始和周忱的平米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是同土地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地说,土地制度的性质决定赋役制度的性质;因而赋役制度的变革也就常常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革。这在明代的赋役制度和土地制度上表现得很明显。所以,贯串于整个明代封建社会中的均田、均粮和均役运动,就是明代土地制度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太平军点燃的内战烽火曾经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江南地处风暴的中心 ,“被难情形较他省尤甚” ,所受影响亦最为深远。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导致了江南地区人口的过量死亡和土地的大量抛荒 ,并由此引发了江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移民 ,而且造成了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性位移 ,条约口岸上海取代了苏州、杭州 ,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上海的崛起又以一种新的经济力量重构江南的经济秩序和人文秩序 ,江南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行区域     

略述梁方仲教授研究明代经济史的成就

梁方仲先生不幸辞谢人世,一瞬又过了十个春秋。他晚年精心编著的关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书稿,终于未能写成,这是他直到临终时自己意料不到的憾事。他的遗著,有些正在排印,有些正待整理,而他愿为中国史学“增添一砖一瓦”的素志,毕竟是实现了。方仲先生从事中国经济史和明史的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他对经济学和史学都有湛深的修养。在三、四十年代,他集中精力研究明代财政经济制度史,并逐步开展对明代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围绕以“一条鞭法”为中心,他究明中国历代特别是明代     

明代田赋变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计量研究

田赋制度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主体,它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深入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中国古代田赋制度发生重要变化的明代进行分析,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分别对明代田赋负担变化、田赋负担的区域差异变化以及田赋负担对明代社会主要生产要素人口和土地变化的影响进行考察,以期达到对明代田赋变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定量化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