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的人民性底蕴

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奋勇前进、开创伟业的辉煌征程中,涌现了大量英雄人物,形成了具有深厚人民性底蕴的英雄观。从理论逻辑来看,人民性是批判英雄史观理论谬误的利器,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的观点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根本立场,科学阐释了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内在关系;从实践逻辑而言,人民性成为摆脱英雄史观实践迷途的关键,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英雄不仅是实践中所涌现的杰出代表,以人民群众为构成主体,还是有效引领人民群众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先锋模范;从价值逻辑而论,人民性成为超越英雄史观价值缺陷的基点,中国共产党英雄观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归宿,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一以贯之的为民本质,彰显了其价值理念的先进本色。     

析卡莱尔历史认识中的英雄观——卡莱尔英雄史观论(上)

卡莱尔将英雄区分为六种形态,但他赋予英雄共同的品性,即诚实与真实;英雄是真实的,因而人类活动是英雄的历史,也是崇拜展开的历史;崇拜是人类活动的根本,英雄崇拜是人类活动的基石,因而世界历史即是英雄崇拜的历史,世界历史是道德的展示。因此,更恰当地说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是一种以宗教形式存在的道德史观。     

习近平新时代英雄观的生发逻辑、命题论域与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署名文章、重要讲话、新年贺词中多次论及英雄,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立意深远的新时代英雄观。习近平新时代英雄观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英雄思想的理论沃土,承继于中华英雄文化的历史流变,发展于回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现实需要。它通过高度凝练英雄品格、科学厘定英雄主体、全面阐发英雄意义、系统推进英雄传承,为马克思主义英雄思想创新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坚实底气,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汇聚了强劲动力。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赞赏社会主义学说并赞誉欧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但他并不赞成当时的中国社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此基础上，中国才能最终实行社会主义。梁启超的这一理论主张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绝不能轻易地否定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观

在19世纪初,国内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新思想广泛传播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最早将民族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并根据时代特点,提出宏扬中国民族主义,以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其民族主义主张对激发近代中国各民族人民爱国主义热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梁启超所做人物传记里的海洋英雄书写——国家需要视角下的解读

在近代国家向海洋发展的大变局时代,梁启超确立了打造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认为英雄在海洋国家建设中能够起到引导作用。国家需要是梁启超书写海洋英雄的原因,他在人物评传中建构中外海洋英雄群像。国家需要影响了梁启超的海洋英雄书写,他一是从国家层面阐述海洋英雄的成败得失,二是从海洋英雄书写中探寻能为近代中国所用的经验和教训。他的海洋英雄书写具有多重的现实意义,在学术和文学上也有一定价值。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当下,学者和文人不妨借鉴并超越梁启超,在海洋英雄书写的文学性和媒介多样性上进行更多的探索。     

唯心·客观·辩证三位一体--黑格尔英雄史观解析

黑格尔的历史观有3个特征唯心性、客观性和辩证性.唯心性使他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抬高英雄和贬低群众,因此他的历史观无疑是英雄史观.客观性使他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生产劳动的积极意义,承认英雄活动的历史制约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因而他的英雄史观中包含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辩证性使他论述了英雄和群众、英雄和时代、动机和结果、自由与必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他的英雄史观独具特色,成为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阶.     

试析梁启超的身体政治观

19世纪中晚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梁启超以巨椽之笔,鼓吹身体改造对中国救亡的重要,形成了一系列身体政治思想。他认为国土犹如身体,国家和身体一样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国民身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大。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身体样式,即新民,为此,首先,摆脱奴隶身体树立国民身体;其次,摆脱个人身体,树立群体身体。他还主张晚婚、胎教与反缠足,主张身体的生产性。梁启超的身体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的"修身养性"和近代的"身体救亡"理论。对梁启超身体思想进行系统论述与认真总结,对当前身体研究和身体开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梁启超与中国舆论观的嬗变

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报人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新闻舆论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舆论观嬗变的端绪,影响了中国近代舆论观的变迁。回顾中国近代舆论观的演变过程,可以透视梁启超舆论现的历史地位与其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     

略论梁启超的学术观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梁启超更新传统“学术”概念,对“学”与“术”进行区别,把求真与实用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消除了“中体西用论”和“西学中源论”的影响。他把中国传统实学与实事求是相联系,推动了新的学风的形成,但由于他没有明确地把二者对立统一视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因而对“学术”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毛泽东的英雄观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认为英雄创造历史,崇尚圣贤救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高度评价与推崇为国家和民族英勇献身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及共产党员应该具有英雄的精神品格。毛泽东的英雄观激发了人民群众的英雄气概,塑造了无数的英雄人物,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传统。新时代重温毛泽东的英雄观,有利于我们缅怀英雄、维护英雄、争做英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英勇奋斗。     

梁启超的“私德”观探析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民族危难当头,写出一部醒世之作《新民说》,其中的"私德观"的论述很精辟。"私德就是独善其身",他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而是高屋建瓴,站在民族主义的高度论述了私德的种种局限,指出其不能成就完善的人格,也没离开五伦的范畴,更是阻厄了公德的建立。     

梁启超"群"观思想初探

梁启超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但目前研究者在评价梁启超政治思想中有关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的观点时存在着很大的差致。如果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于梁启超和清末历史发展的理解。     

论梁启超佛教理性观的内在矛盾

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佛教的“五蕴论”及其对“无我论”的论证是梁启超佛教研究最富理性精神的内容之一。其中的矛盾是梁启超对佛教既持信仰又持理性分析的矛盾态度的深刻反映。佛教中有理性的内容并不能同时说明佛教信仰符合理性,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矛盾不能克服。     

论梁启超政体观的转变

梁启超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30多年,形成了完备的宪政思想。他的宪政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政体观,发生了多次转变。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到开明专制,每一次的转变,在当时都会引起一场言论风波;后世的学者更是有不少人探究他思想转变的原因,并做出评价。本文在梳理梁氏不同阶段政体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联系历史背景和国内外政治环境,分析其政体观转变的原因,以求得出客观中肯的评价。     

论梁启超“善变”的孔教观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他对孔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早期,他师承康有为,力主"保教",提出了孔教的"六大主义"说;中期,他"尊孔而不保教",放弃了"保教"主张;而在欧游之后,他的儒家情结被激活,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了解梁启超孔教观的"善变",有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并立中重新定位和评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简论早期梁启超的自由观

早期的梁启超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之一个侧面,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作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高度关注,将两力相抗,势均力敌看作是自由之保证,呼吁增强国力,发挥个性,外以抵抗帝国主义,内以反对封建势力;又对自由与任意、自由之俗与自由之德进行了区分,强调了“文明自由”之价值。凡此种种论述皆富于极强的启发意义。当然,他过分强调以力抗衡的“积极自由”之作用,相对忽视宽容的“消极自由”之作用,在理论上容易产生不良的后果。他对心灵自由、精神自由的过分关注,亦流露出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