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造境小议

意境是诗歌的基本审美范畴。是诗或不是诗,就看它有无意境,诗的高低粗细,就看它意境的深浅厚薄。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巳。”所以意境的创造是诗歌创作的中心。古今诗人和学者,在这方面作过不少探讨,兹就教学中的体会,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偶然和必然“情与景会,意与象通,”这就是意境。意境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景象事物与诗人隐藏在内心的感情偶然碰合的一刹那,就产生了“灵感”,诗人造境就从这里开始。何其芳同志说:“其实所谓灵感,就是诗人在想象中捕捉住了不落常套的构思。”这样看来,意境的产生是偶然的。毛主席在《送瘟神》的前言中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张船山与袁随园

最近读到洪钟同志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80年第六期上的《论张船山的诗》一文,受到不少启发。在当前的学术刊物中,这样全面而深入地介绍和评论船山诗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里,我只想就洪钟同志所提到的张船山与袁随园的关系提一点小小的异议。洪钟同志在文章中说:“从诗歌流派上看,张船山是属于性灵派的诗人,”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说,“他对袁枚很崇拜”,又说他主张“师法袁枚”,这却值得商榷。首克,船山是不承认这点的。《船山诗草》中有一首诗,是有人说他诗学随园,他公开加以否认:“……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他在《寄贺简斋先生八十寿》诗中,虽然不免有些歌颂之词,但如“山林奇富贵,花月艳神仙”之句,固是恰如其分,也还有点讽刺之意,足见他不是真正崇拜随园的。从诗的风格上说,随园是学杨诚斋的(这点     

严羽“别材”说探微

《沧浪诗话》多方面地接触了诗歌理论问题。如果把《沧浪诗话》涉及的理论问题分类归纳,那末,它的全部理论便朝着“什么是诗”和“什么人是诗人”两大方向集聚。而“别趣”说解决“什么是诗”这个问题,“别材”说解决“什么人是诗人”这个问题。本文拟就“别材”说略陈管见,就教于专家、读者。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万米云霄思广远——序《杨光彦诗词集》

光彦同志是诗人,他少时即为诗,可以说,诗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写在日记里的,在文化革命中,诗和日记都被抄走了,我们为此有着不小的遗憾。但就是现在这些新时期的作品也给我们留下了诗人的鲜明形象。 读《杨光彦诗词集》,我很感动。这是我们时代的诗的纪事。诗人真是象他在60岁生日时在飞机上写的那样:“万米云霄思广远”。他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     

《晓雪诗选》前言

一读了白族诗人晓雪同志这么几千行诗,看到诗人将本民族的生活绘成多幅绚丽多采的图画展现眼前,忙于顾看还顾不及想的时候,却偏偏想起自己过去在云南民族地区写诗的教训来了。近来,常遇一些作编辑工作的同志,议论到某些写兄弟民族的生活的作品,总感到作者在猎奇而缺乏生活气息,写的是“穿少数民族服装的汉人”。这种说法,早在上个世纪,俄国一些大家评论普希金时,就说他的诗好在不是写些穿俄罗斯衬衫,而是有俄罗斯精神的人。过去看画,讲求画的“形神兼备”,没有“形”也谈不上“神”,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是有“形”无神,也只会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现代艺术,绘画以至诗歌,也有讲究变形的,同样的主张形成诗的理论,有些名词译过来也不大统一,也可以看出     

简论杜甫湖南诗的政治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亲临成都杜甫草堂视察,在翻阅草堂收藏的杜甫诗集之后指出: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一部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矛盾,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和对人民痛苦的同情,称之为“政治诗”是十分恰当的。千百年来人们对杜甫的评价,多从历史的角度(称“诗史”)或艺术的角度(称“诗圣”)着眼,这当然未尝不可,但往往由此而忽视了它的政治意义。毛泽东同志注意到这点,并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杜诗指明了方向。为了引起同行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我想就前人研究不多的杜甫湖南诗的政治意义作一简要论述。     

满目奇峰总可观——《诚斋诗研究》摭谈

读青年学者王守国同志的《诚斋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我立刻被他那充满激情的思辩性语言吸引住了:“如果说激情是一个诗人的灵魂,那么思想便是滋润这颗灵魂的血液。没有激情的诗人,只能是排列汉字符号的木偶,没有思想的激情也只能是精神病患者的无意喊叫。”越往下读,也就越是不能释手,一个念头忽然闪过:《诚斋诗研究》不也是与诚斋诗一样,是激情与思想的产物吗? 正是出于对诚斋诗思想与激情的理解和把握,《诚斋诗研究》既“满目奇峰总可观”,处处闪灼着睿智的思想火花,又“千峰为我旋生妍”,时时跳荡着作者的激情。作者虽然对他笔下的诗人不无偏爱,行文中洋溢着饱满的激情,但并没有因偏爱而随意拔高,因激情而淹没思想。如其在论诚斋诗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指出“诚斋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两当轩诗伤感情绪的悲剧性

章依萍在《黄仲则评传》的开篇说：“诗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首诗;悲剧的诗人,他的一生只是一首悲剧的诗。”止水在《黄仲则诗选·前言》的开篇说：“他的一生,就像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长诗。”此喻甚为的当。黄仲则的一生就是一首诗,是一首充满了悲剧精神、饱含着悲剧意义的诗。诗组成了他的整个生命,代表了他的全部理想和终身事业,也可以说是他苦难人生的唯一寄托。他是一个那么纯粹的诗人,除了诗,他几乎一无所有。他一生贫病交加,早岁即已鬓若秋霜,并且始终都在困苦不堪的泥泞中绝望地挣扎,但他的心却永远在诗的广阔天空中翱翔…     

“较场口事件”与诗人陈白尘

<正> 大家都知道老作家陈白尘同志是著名剧作家,但很少有人晓得他还是一位诗人。他写过诗。闻名重庆的《我是较场口的土地》一诗,就是他作的。因这首诗发表时署名“马凡陀”,所以大都不知道是出自陈白尘同志手笔。一九四六年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文艺界进步人士纷纷     

诗意的消解与重铸——“他们”诗歌精神特质简析

“他们”诗人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创作。正如“他们”诗人于坚说的那样:“我活着,我写诗。”这种姿态与“他们”一词所透射出的那种“被隔绝同时又相对自立的情绪”①,使得这些诗人唱出了当时诗坛的最富特色的音符。“他们”诗派并没有像当时其他诗派那样制定什么诗歌宣言与理论来供我们分析研究,而是更多地以其创作实绩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存在与诗歌精神。一、诗歌本体论的建构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以语言的特殊的编码方式和操作规则成为其中的精品。“他们”把诗看作“语言和语文的运动”所生发的生命形式,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自觉和对诗歌本…     

论杜甫的倾向诗

恩格斯在给敏娜·考茨基的信中,批评其过分地急于在小说中表现自己的倾向,同时又说:“我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有倾向的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倾向的作家历来是很多的,杜甫就是有强烈倾向的伟大诗人。他素有“诗圣”之称,实质上就是因为     

袁枚“性灵诗”的特色

袁枚首先是诗论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性灵说”理论的建树;袁枚又是“作诗写性灵”(江藩)的诗人,创作实践丰富,有《小仓山房诗集》39卷传世,有道是:“数卷仓山集,先生道性灵,锦心罗万象,妙手通无形。”(《和希斋》)创作理论源于创作实践并指导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亦印证创作理论。袁枚的“性灵诗”与“性灵说”基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何谓“性灵说”,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我在《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中曾作如下界说: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主张。鉴于此,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说及规唐模宋的拟古“格调说”,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为诗之风气;但诗歌创作又不排除辅以学问与人工。要之,“性灵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创作前提、创作过程,亦包括作品的要求、艺术的功能等。袁枚现存诗四千余首,并非皆符合其“性灵说”主张,因此不能认为都是“性灵诗”。我以为,所谓“性灵诗”应体现出“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首先是抒写真情实感,表现诗人个性;其次构思新颖、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灵活、新鲜、生动,生趣盎然,显示诗人之“笔性灵”;再次,诗歌语言应自然通俗、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不堆砌典故。上乘的性灵诗当然兼备上述各特色,但由于创作主体所抒写的感情性质的不同或所反映的审美对象的差异,每一首诗的特色也就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写人生感情的性灵诗真性情的特色更突出,写自然景物的性灵诗形象灵活生动、生趣盎然等特色尤明显。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读《诗词若干首》的启示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词若干首》。据“出版说明”,这是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所圈选的唐宋明三朝诗人歌咏四川的一些诗词。书分两部分,每个部分前面都有影印的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前者是:“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后者是:“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其中有咏曹操一首,不关四川,放在咏刘备一首之后,因连类而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选本,学习它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有助于克服文艺界长期以来存在的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这个选本,应当成为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     

高阳说诗:是以诗证史还是借诗造史──以“董小宛入宫”为中心的讨论

《高阳说诗》是高阳的诗学代表作，曾获学术界很高评价。高阳说诗师法陈寅恪，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这是传统诗歌考据学在现代的新发展。本文试图揭示高阳说诗与陈寅恪说诗的渊源关系，并试图通过两者之间貌同实异奇特关系的比较剖析，来探论诗歌考据学应有的学术方法、学术规范、学术性格及其现代型态。高阳私淑陈寅恪的直接证据，共有四条：（一）虽然，高阳写旧体诗的老师是“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学藩）先生，在《高阳说诗》（增订本）序中，也说过“我在诗上的一点浅薄功夫，无论是‘作’还是‘话’，都颇得周弃子先生的教益。”…     

从形象思维的基本特点看相似性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致陈毅同志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还评述:“宋人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所以味同嚼蜡”。几千年来,中外学者自党或不自觉地就形象思维作过许多有益的探讨。别林斯基首先提出:“诗是富于形象的思维。”“艺术是富于形象的思维”。金开诚先生也说:“包括有意想象在内的一切自觉的表象运动都是思维,也就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就是自觉的表象运动”。那么作为形象思维,它有哪些基本特点,其相似性关系又如     

评卞国福诗集《朝霞满天》

卞国福的诗，很早就读过不少，他的名字和诗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往读卞国福的诗是在报刊上，比较零散。现在案头有了他新近出版的一本诗集《朝霞满天》（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版），不胜欣喜，可以较完整地了解诗人的创作风貌了。《朝霞满天》“以情真意切、朗朗上口的诗句，歌唱了作者钟情眷恋的故乡人民和朝霞满天的热土”，引起我的关注和共鸣。它是“一组锦长的乡土的恋歌”，我从诗作中则深切地感受到诗人的热烈、奋进的人生情怀。卞国福的社会工作繁忙，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他是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诗歌创作活动的。这一点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