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制衡

权力制衡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分权与制衡是资本主义各国政治上共同的现象。权力制衡有利于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防止滥用权力;有利于社会民主和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进制和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行为;有利于推进依法制国,建设法制国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备权力制衡机制,首先要建立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其次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最后要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的运行与制衡机制构建

董事会作为教育组织的决策机构主要出现在民办教育组织中,它的存在基础是民办教育组织对自身拥有所有权与发展决定权。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取决于学校法人内部是否能够建立起一套完整、高效的组织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内部管理与来自校外的宏观管理与制衡。     

权力制衡理论与国家反腐败机制

西方权力制衡理论的立论基础是人性恶论 ,要抑制人的贪欲 ,制度规范优于道德自律。在倡导建设政治文明的今天 ,我们应该正视国家权力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要从制度上保证纪检、监督、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在人、财、物诸方面割断对地方党政的依赖性 ,建立中央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系 ,通过权力分解以制约权力 ,使反腐败更卓有成效     

论孟德斯鸠与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

孟德斯鸠和列宁都主张对权力进行制衡 ,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危害 ,但他们的权力制衡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主要是针对法国封建专制统治 ,从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主张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列宁是从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根本目的出发 ,特别是在他晚年针对苏俄政治体制中出现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他主张通过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途径 ,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制约党政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孟德斯鸠和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之处 ,可以从权力制衡的目的、制约机制、权力制衡的主体等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比较。     

诚信：刑事诉讼和谐的伦理基础——兼论刑事诉讼诚信机制的建构

刑事诉讼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存在激烈对抗和利益冲突。证据突袭、欺诈等非诚信行为构成了诉讼中的不和谐因素。诚信作为一项伦理准则，符合刑事诉讼追求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目标，是刑事诉讼和谐的伦理基础。应通过构建刑事诉讼诚信机制。对控辩双方的非诚信行为进行合理约束，促进诉讼和谐。     

市民社会的生成机制与政治国家的权力制衡

市民社会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权力制衡的根本路径是营造市民社会整体的信息势,消除社会复杂性增长导致的不确定性。由于市民社会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从而在社会系统内部产生不同层次上的对称性分岔,一方面使市民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复杂性增长而导致不确定性增长、腐败的几率增加。所以,抑制腐败的有效战略就是通过营造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最高层次上的对称性,产生最大的社会主体信息量,营造强大的社会整体信息势,最大限度地消除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形成长期有效的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     

权力制衡与自律意识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 ,反腐败问题的地位日显突出 ,防治和惩治腐败的呼声日益高涨 ,能否有效地遏制腐败 ,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影响到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党自身的战斗力。在反腐败斗争中 ,加强权力制衡 ,强化自律意识 ,通过制度建设使自律意识在实际生活中发扬光大 ,是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关键     

转型期中国权力腐败制约机制的构建

权力腐败和权力制约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同权力腐败的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当前社会转型期权力腐败现象的生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权力失去制约必然会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权力制约因此也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对权力腐败的有效治理,必须着力构建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建立制衡机制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一、制衡机制缺失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首先,部分国有企业忽视了与市场客户之间制衡机制的建立。国有企业的业务人员在市场交往中由于制衡意识淡薄,并且采取的措施不力,包括合同程序不规范、合同内容不完善、具有法律价值的原始资料不注意保存。比如,某外贸企业与一个外地民营企业联合经营进口甜虾,在对方没有履约未将合作资金到位的情况下,便将货物提单交给对方,致使一千多万元的货物处于失控状态,最终造成了860万元的损失。     

流域水污染防治应当设置制衡机制

水污染防治的难题出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而流域水污染防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防止流域内的行政区变成酿造流域公地悲剧的环境"掠食"者,防止执法者变成期待"便车"的搭乘者.流域承载力的有限性和流域内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决定了这些利益相关者有相互监督的动力,法律利用这种动力而设置的制衡机制是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而为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机制,是防止出现环境"掠食"者和"搭便车者"的有效机制.     

论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尝试.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我国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还处于起步阶段.笔者仅就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现状、保障的必要性及其完善加以研究.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有明显蔓延之势。民事或行政制裁方式无法有效预防和控制虚假诉讼,对严重的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刑事法律规制具有现实必要性。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规定、司法意见、刑法理论、实践障碍等方面的原因,不同法院对虚假诉讼行为的定性及法律责任的承担却大相径庭,在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认定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可以将虚假诉讼行为区分为侵财性与非侵财性虚假诉讼两种类型分别予以定罪量刑。当然,为有效预防和控制虚假诉讼行为,应当及时修订刑法,在妨害司法罪中单独规定虚假诉讼罪,对虚假诉讼行为予以规制。     

试论刑事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责任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 ,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负担是刑事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由于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及犯罪本身的复杂性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司法证明的需要 ,或基于诉讼效率及诉讼经济的考虑 ,在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之外 ,还存在被告负担举证责任的情况。被告的举证责任不是证明其有罪或无罪的责任 ,而是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     

刑事第二审程序中的诉讼关系研究

刑事二审审判中诉讼主体间的关系已产生变化,作出一审判决的法院作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应当派员出席二审法庭,陈述其作出一审判决的根据和理由,出庭时的法律称谓可名之为"必要诉讼参加人"。二审法院不应在一审法院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二审判决。但刑事审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即使一审判决错误,也只是一审承办法官对于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了错误评断,二审则旨在纠正这种评断错误,而不是把一审法院作为刑事追究的对象。传统理论关于刑事审判对象是"公诉事实"或"控方诉求"的观点显然不适合二审和再审。只有将"刑事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作为刑事审判对象才是恰当的。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禁止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立法的规定与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的广泛应用成为我国行政审判中矛盾存在的公开秘密,带来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双重困惑,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提出建构我国和谐统一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设想.     

刑事诉讼证明概念的重塑

我国的诉讼证明概念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界定，从而使基于诉讼证明概念基础上的各种诉讼证明理论研究也无法得到深入地进行。应从证明主体、证明责任等角度综合考虑来重塑诉讼证明的概念。     

刑事诉讼价值再议

公正、效益是评价刑事诉讼最常用的标准。学者们把价值标准误认为价值目标 ,需要纠正。公正、效益二者之间是互相独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 ,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刑事诉讼价值目标就是刑事诉讼的目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准确表述应为准确适用刑法和保障人权。     

试论我国侦查行为正当性的构建

侦查行为是国家侦查权力运行的具体表现,侦查权的运行在我国具有极强的行政性特征,侦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浓厚的强制性、行政性色彩,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强制性行政调查活动而非司法性行为。侦查行为的非正当实施,常常侵害到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财产所有等多方面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何更好地发挥侦查行为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实现侦查行为的正当性,充分发挥侦查行为的正向作用是探讨的核心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研究

自《检察公益诉讼解释》实施以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成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把"利器"。遗憾的是,由于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缺位,使得检、法两家对于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应当履行诉前程序、如何履行诉前程序以及未履行诉前程序时的处理方式等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对358份一审裁判文书的分析,明确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履行诉前程序的必要性,并对检察机关履行诉前程序应注意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就成为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关键。     

论行政道德建设的运行机制

坚持行政目标管理与行政道德要求、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政策保障与经济保障、领导与群众、法治与德治、全过程监督与全方位监督的相结合,从而建立并健全考核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互动机制、规范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促进行政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