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能否降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基于27个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在1995-2012年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将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组成部分,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技术进步总体及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总体上提高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短期内影响效果不显著;对于技术进步的各组成部分,短期来看,科技进步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作用并不显著,纯技术效率显著提高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效率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碳排放强度控制研究

降低碳排放以达到减缓二氧化碳增长的方法,已被证明是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文章以中国政府提出的碳强度减排目标为基准,以碳排放强度目标值作为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约束条件,从系统的角度考虑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各种因素,寻找其内在逻辑关系,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并据此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进而为降低碳排放强度提供理论指导和对策思路。     

我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贡献度分析

文章基于完全分解分析模型和比例偏差模型建立一个混合模型,并应用该模型研究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影响因素的发展趋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排放系数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比较稳定;（2）虽然在1996～2005年间,能源强度是驱动我国二氧化碳减排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它对减排的影响贡献度呈降低趋势;（3）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变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强度将持续增加;（4）经济活动水平对碳排放影响的增长强度是最大的。     

数字经济、经济聚集与碳排放

文章使用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均显著。（2）碳排放具有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特征。（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集聚,并通过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发挥积极的减排作用,但在西部地区,经济集聚减排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中国省域旅游碳排放强度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以旅游碳排放强度为指标,运用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我国省域旅游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区域差异与演变特征.结果表明:2003-2012年我国旅游碳排放强度整体呈降低趋势;中部地区旅游碳排放强度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碳排放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区域内部差异是引起整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我国旅游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高碳排放强度地区主要集聚在西北地区,低碳排放强度地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及其周边地区.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湖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工业化大省,既面临发展问题,又面临减排的压力,如何协调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探讨。文章利用2000～2010年湖北省碳排放总量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分析和碳排放强度的研究,阐述了湖北省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建立了两变量的计量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且长期平稳,即随着湖北省经济水平的提高,碳排放量也将随之增加,但是湖北省的碳排放强度在全国范围内保持较低水平,且呈下降趋势。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双碳”目标下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

电力部门是我国碳排放量最高的部门,明晰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是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关键环节。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文章构建我国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第一阶段,以2030年电力部门碳达峰总量控制为目标,以公平、效率、可行性以及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构建基于CRITIC-TOPSIS方法的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初始配置模型,确定初始分配方案;第二阶段,以提升碳减排效率为指引,基于零和收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ZSG-DEA）对第一阶段得到的初始碳配额进行优化,获得处于效率前沿的改进分配方案。研究结果发现,各地区实现电力碳达峰的碳强度减排压力和碳总量减排压力高度趋同;不同地区之间的碳减排压力存在明显差异,中部和东部地区电力部门的整体减排压力相对西部地区较大。     

对外贸易隐含SO2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研究根据中国2002、2005、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S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SO2,相关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隐含污染物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三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污染物的贡献大小。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至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SO2顺差;迅速增长的贸易规模是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物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进导致的SO2排放强度下降抑制出口贸易隐含SO2增加,而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国外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冲击的经济效应：基于TSO-DSGE模型的研究

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特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贸易品生产商的三部门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了跨境电子商务出口贸易中介部门，定量分析了国外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冲击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①国外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冲击对我国产出的影响较为显著，抑制强度达71.3%，持续时间大致为10季；②对于厂商而言，税收冲击会提高产品价格，抑制国外居民消费，引发国内产出下降；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内资本和劳动会转向传统贸易品和非贸易品；③提高跨境电子商务在出口贸易中的占比虽会导致收敛周期变长，但能更有效应对税收冲击；④跨境电子商务产品替代弹性越小，税收冲击的负面影响越小；且减少替代弹性能使税收冲击响应强度按64.22%的速度衰减，同时使产出波动周期平均缩短4.75季。据此，提出培育品牌卖家、增强消费者的品牌认同感，细化目标消费者、提高消费价格粘性，出台临时性出口补贴应对机制、落实解决出口退税难等对策。     

中国农村居民生活间接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分析

通过编制能源环境投入产出表,结合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计算了2000～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八项消费支出的间接能耗强度系数、碳排放强度系数,进一步测算了由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及农村五个收入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所诱发的能源消耗量及碳排放量。结果表明,由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诱发的间接能耗量及碳排放量远高于其生活直接能耗量及碳排放量;农村居民的居住、家庭设备用品支出所诱发的能耗量及碳排放量在总能耗及总碳排放中所占比重逐年加大,至2007年,此二项的能耗比重及碳排放比重值分别达到了63．03％及63．2％;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之一的食品,其诱发的能耗量及碳排放量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居民生活消费诱发的能耗量及碳排放量与其收入水平表现较强的正相关性,即收入水平越高,其能耗量及碳排放量也越大;技术水平的改进有利于能耗强度系数及碳排放系数的降低,进而减少能耗量及碳排放量。     

中国制造业部门碳减排潜力估算及预测

文章利用碳强度学习曲线模型,测算2000—2020年中国制造业27个部门的碳强度学习曲线,估算27个部门的碳减排潜力,并对27个部门的碳强度降低潜力进行预测。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已于2014年碳达峰,达峰碳排放量为39.458亿吨;（2）27个部门中,23个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人均总产值降低其碳强度,14个部门可以通过降低其占制造业总产值份额来降低其碳强度;（3）到2030年,在基准情景和规划情景下,中国制造业碳强度降低潜力分别为34.69%和36.60%,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23亿吨和20.66亿吨;（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6个部门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将在制造业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耗散结构视角的产业系统低碳化熵变因素分解

文章利用2003-2013年中国工业部门相关统计数据和LMDI分解技术,对产业系统碳排放强度熵变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系统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其次是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效应最弱,即产业系统“技术熵”的作用强于“结构熵”.     

全球贸易隐含碳排放格局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覆盖全球40个主要经济体的全球范围投入产出表(WIOT),本文实证比较了1995年和2008年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获得出口增加值所承担的隐含碳排放情况.在此基础上,采用结构分解方法从时间维度上对各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强度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5-2008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单位增加值的隐含碳排放呈现下降趋势,但发展中国家为获得出口单位增加值所承担的隐含碳排放远高于发达国家.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各国在碳减排技术上的相对差距,因此从全球角度,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技术”转移是实现全球碳减排的关键且有效的路径.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ETS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选取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行业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和最近邻匹配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ETS试点政策划分为五个时期，探究中国ETS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结果表明：ETS试点政策各阶段均能显著降低试点省份行业碳排放，但各阶段减排效应差异较大。试点政策发布初期，总量管制通过降低配额供给，提高企业合规成本和对碳排放权的需求，倒逼高碳排企业主动减排；试点政策实施后期，总量管制的冲击效应减弱，碳交易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碳强度减排指标约束下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效率研究

以碳强度作为减排约束指标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全球减排义务而做出的庄严承诺,而碳排放权的分配是决定能否兑现承诺的关键。利用ZSG-DEA模型研究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额度及效率,并将其结果与基于人际公平原则、溯往原则、支付能力原则、传统DEA模型的分配结果及实际排放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各省区在不同原则下获得的碳排放权及减排压力的差异。结果显示:基于ZSG-DEA模型的分配结果更能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且避免了因减排对产能造成的剧烈冲击,不仅有利于减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而且有利于形成竞争性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最后,从利益协调、差异化减排策略、市场化减排机制和重塑地方官员考评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优化省际碳排放效率的政策建议。     

江西省出口贸易额与碳排放量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采用投入产出法,结合部门能源消费数据,测算出1990～2008年江西省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量,并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江西省1990～2008年出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碳排放总量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长期以来江西省碳排放量的增长对出口额的增加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城市化与中国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从外需增长转向内需增长,而内需增长的核心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城市化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引擎。为反映城市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1978—2010年期间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中西区域城市化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与效应。研究发现: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样本,城市化水平对各省碳排放均为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阶段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但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并不显著,因城市化的进程会引起环境问题,进一步的城市化则慢慢消除了环境问题;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与碳排放、碳强度与碳排放的关系显著为正。鉴此,减排的重点在于降低碳强度,并可通过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的变迁减少碳排放。     

出口退税、出口贸易与财政收入之间关系研究

在复杂的世界经济与金融冲击背景下,出口退税的变动对出口贸易以及财政收支的冲击也不可避免.文章引入局部均衡COMPAS模型,定性与定量分析了1994～2011年期间我国出口退税、出口贸易(包括贸易顺差)与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出口退税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刺激出口贸易与提高财政收入的有效工具.为此,针对不同行业与不同商品,围绕经济发展目标,需要合理审慎应用出口退税工具,并深入研究最优出口退税理论与最优出口退税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