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革命派关于小说政治方向问题的理论

晚清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理论确实是存在着的。当时,对于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小说艺术性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是小说的艺术性等一系列问题,革命派的看法同改良派相较,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在有关小说政治方向问题上,这种差异不仅更为明显,而且正是这种差异,把革命派的小说理论同改良派的小说理论从政治上区别了开来。然而,长时期来,在晚清小说史研究中,对当时革命派关于小说政治方向的理论,     

晚清小说理论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标志——晚清革命派关于小说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论述

探讨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晚清时期小说理论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晚清小说理论,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样两派的论述。然而通常多无视或忽略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理论的存在,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在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派论述过这个问题吗?他们的论述比改良派有什么新东西?在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占     

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

"谴责小说"概念在获得它特有的含义、被用于指称晚清社会讽刺小说之后,也渐渐获得一种整体性质,几乎成为晚清小说的代称.而实际上,这个概念难以承担对晚清小说的整体指称,时代赋予了鲁迅、胡适那一代新文化人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使命,也决定了"谴责小说"一类概念的历史暂定性.五四对传统形式文学的批评,目的是创造新形式,并不负责为将来的批评提供固定的结论.因此,超越前人和历史,是当今文学研究能否有实质进展的关键所在.     

刘蓉研究述评

刘蓉是晚清时期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他在湘系集团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在诸多领域里的重要建树,决定了刘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对140年来刘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考察,从五个方面对研究者的主要观点作了述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今后应努力的方向,以期推动刘蓉以及晚清人物的研究.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在传统和现实的碰击之中——王韬文言小说的创作特色

作为晚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和中国新闻事业开创者的王韬,在晚清文言小说史上占据着相当的地位,是古代小说向近代小说过渡的一位承上启下者,对清末民初的一些小说作家和流派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王韬文言小说的研究,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晚清文言小说发展和流变的轨迹,对文言小说史的研究也不无稗益。     

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的混淆——小说批评与小说史研究检讨之一

小说文本与小说概念,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和小说批评研究长期纠结不清的问题。其实,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是捆绑在一起的两张皮。凡是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建构或者批评史研究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两个概念,更不能混淆这两个概念。因此,认真检讨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谬误,实在是搞好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的混淆———小说批评与小说史研究检讨之一简

小说文本与小说概念，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和小说批评研究长期纠结不清的问题。其实，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是捆绑在一起的两张皮。凡是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建构或者批评史研究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两个概念，更不能混淆这两个概念。因此，认真检讨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谬误，实在是搞好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论晚清中西小说论的审美趣味演变

晚清时期 ,维新派小说理论家与辛亥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在中西小说比较中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历史性地看 ,主要趋向为 :一是对比较对象的审视由不对等趋于相对对等 ;二是在构建新小说文本的努力上 ,由倡导模仿域外小说到为我所用 ;三是在审美态度上由误解向客观评述变化     

“戏曲中国”与晚清的“粉墨英雄”想象

晚清对戏曲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出于"新民"的目的而提倡的"戏"、"说"合一的"小说中国"理论,已经看到戏曲"剧本"对"营造人心"的作用;而稍后的戏曲研究者对剧场与舞台表演的功能的认识,已经涉及到戏曲艺术与"小说"的差异;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民智"的现状使得晚清的"小说中国"理论遭到搁浅,而"戏曲"因其独特的存在方式,遂成为晚清"中国叙述"的重要载体,晚清知识界对"剧场国家"效应的聚焦由此发生,"粉墨"英雄遂成为"戏曲中国"的主体。     

论晚清小说理论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有两个辉煌的时期:一是宋代话本小说,它奠定了古典白话小说的模式;一是晚清小说,它为“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起了先声的作用.之所以说晚清小说是辉煌的,这是由于它是在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在小说理论的指导下蓬勃兴起的,有着明确的为改良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晚清小说及晚清小说理论的繁荣兴盛,这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及的。     

晚清小说类型理论的流变与意义

小说类型研究是晚清小说理论批评的热点与难点,以题材内容的划分最富活力,以叙事形式的划分最有学理.前者的理论面貌与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密切相关,而后者的理论品性则与小说的创作实践及小说自身的历史演进正相关.晚清小说类型理论为现代小说的崛起和现代小说叙事理论的创建,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晚清时事剧浅析

在晚清戏曲创作中,时事剧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以宏大的内容和新变的特征,彰显了晚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文献的散佚和研究者的轻视,晚清时事剧的研究一直处于整理阶段,尚未对其有深层次的研究。晚清时事剧的内容涵盖广泛,题材丰富。与之前的时事剧相比,晚清时事剧在审美特征、语言等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晚清时事剧作为时代的文学,在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方面都承担了历史的使命,也是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学中极为重要的一股潮流。     

论晚清文艺期刊与小说繁荣

通过研究文艺期刊与晚清小说的繁荣的关系,以及对晚清小说的总体考察,发现晚清小说、晚清报刊小说、晚清期刊、晚清文艺期刊四个块面的变化关系:文艺期刊的变化总在最前,其他三块随之出现相似的走势。晚清小说先在期刊上登载,后出单行本的情况比较普通,特别是《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四大文艺期刊,集中了晚清第一流的代表作;约有1/4以上的小说理论出自文艺期刊,其中名篇的比例更大。文艺期刊有优于其他媒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兼具文学专门性,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繁荣。     

毅力、深思和突破——评陈美兰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我总觉得考察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比考察中国古代或现代小说的历史要困难得多。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数量之多,大大超出了中国历代小说的总和,要在这几乎是浩渺无际的小说大海中作一详尽的阅读,很难为一个研究者可胜任;二是中国当代小说虽有40多年历史,但因为对大量作品的现实内容的不同理解,常为某种不易摆脱的固定观念所制约,使得研究者常常难以评说。然而研究者总是会在这困境中另辟蹊径的,例如从择取     

晚清谴责小说闹剧色彩刍议

一、谴责小说:涵盖晚清小说之大宗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晚清小说是个重要的阶段。所谓晚清是指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一年伟大的辛亥革命前的六十多年。这一时期的小说丰富多采,繁盛可观。阿英在其《晚清小说史》中说:“晚清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当时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这是就晚清小说的数量而言。就其内容来看,有封建主义小说,如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等;有改良主义小说,主要是谴责小说;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小说,如陈天华等人的小说。晚清小说的许多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现状、民众生活、民族斗争、维新立宪、华工生活、妇女解放、官场生活、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等等。小说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热”与日本的影响—以梁启超和鲁迅的中译本为例

晚清,在西方科学小说的东渐史上,大量经由日本输入的科学小说如何被移植是中日近代翻译史研究中不应回避的问题。从影响研究的视角,通过对凡尔纳作品的日汉译本对比,考察科学小说在日本明治及中国晚清时期的接受背景及接受态度,分析日本在晚清中国接受西方文学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并通过考察中文译本的取舍特点,找出中日不同文本内含的多元特征以及各个“文本”的文学性差异,探索凡尔纳在明治和晚清的传播、影响轨迹。     

现代乌托邦精神——试论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

由于受工具论观念的影响,学界对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的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文章从乌托邦思想理论的视角考察政治小说的存在理由。作者认为,政治小说是晚清精英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的表征,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追求。     

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热"与日本的影响——以梁启超和鲁讯的中译本为例

晚清,在西方科学小说的东渐史上,大量经由日本输入的科学小说如何被移植是中日近代翻译史研究中不应回避的问题.从影响研究的视角,通过对凡尔纳作品的日汉译本对比,考察科学小说在日本明治及中国晚清时期的接受背景及接受态度,分析日本在晚清中国接受西方文学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并通过考察中文译文的取舍特点,找出中日不同文本内含的多元特征以及各个"文本"的文学性差异,探索凡尔纳在明治的晚清的传播、影响轨迹.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