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与武王克商日程、年代研究

西周武王克商的日程和年代 ,史籍所载甚少。而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 ,又是上古史年代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运用西周金文月相词语的研究成果 ,整理排比《逸周书》等文献中有关武王征商的日程和历法 ,得到武王克商的年代是公元前 10 92年。     

帝辛、文王年代考

商纣王及西周文王的年代是史学界争鸣不决的老问题。就武王克商的具体年月日,已出现近30家不同的结论,而克商年月日只能是一个。西周始年尚无头绪,帝辛及文王年代更何从谈起?所以谈帝辛年代,必以克商年月做基础,否则,所谈无根,无从取信于人。 张汝舟先生1964年撰《西周考年》,考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这是对学术界一个很大的贡献。笔者近年清理西周一代铭有历日的铜器百多件,进一步证实克商之年在公元     

西周年代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级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其意义十分重大.既有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意义,又有追溯华夏文明源头的学术意义.它的启动,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诸学科的综合研究带动起来,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西周年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没有西周年代,就谈不到夏商.断代工程对西周年代有着特殊的要求,必须提出准确的纪年.即武王克商的绝对年代,西周十三王(含共和行政)的在位年数与年代,都必须明确,不容含糊.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

周武王克商之年,至今还是西周历史上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史记》中《周本纪》及各国世家都只有共和元年以下各王年数,武王克商之年及西周共和以前诸王的在位年数都付之缺如。因此,这个关键问题就很难解决。自汉刘歆以来直到今天,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在国内外史学界有二十余种说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刘歆的《世经》(见《汉书·律历志》)为主;一派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主。然而,由于根据薄弱,推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     

武王克商之年问题再讨论——也谈夏商周断代问题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历来有二十余种说法。运用张 汝舟先生“取证于天(天象)，于地(出土文物)，于史(历史典籍)”的“三证合一”的方法， 对《尚书》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的考订，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应为公元前1106年。由此也可 建立起一个《夏商周年表》。     

楚国灭巴考

巴在商代被称为“巴方”,是距商王朝邦畿不很远的方国之一。西周时,“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从此,巴国成为周王朝的属国,经常输献于周,即所谓“自武王灭商……巴、濮、楚、邓、吾南土矣”。春秋时期,巴人活动于汉水之域,与楚、秦以及江汉诸国交往频繁,“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然而,由于楚国的崛起,江汉诸国为楚吞并殆尽,巴受楚的威胁和压迫,逐渐向西南方向迁徙。从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敢于(?),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与”。其江汉故地全为楚人所有,巴人只有退保川东,凭藉巴山菱峡之险与楚人抗拒。由此,巴与中原诸国交往不多,历史文献中,有关巴国的记载也不多,战国时期巴国的史迹便少为人知。巴国在秦惠文王时(公元前337-前307     

西周的年代问题

一、形势、任务和方法西周年代研究的要点,一是王世的年代,即从武王克商至厉王诸王在位起止的绝对年代(公元前几年至几年);二是铜器的年代,在当前说,就是铭有年、月、周、日的五十余器的绝对年代。这两种年代研究的现状,大体上还是在摸索中前进。西周王世的年代,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见到有六种完整的方案。内容如下表:     

从五星聚房与帝辛占星陶文看武王克商日（公元前1018年2月22日）

帝辛占星陶文记载金星的白天出现和中国传统星座二十八宿的角宿,帝辛占星陶文证明《宋书·天文志》等的帝辛末期五星聚房记录。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中国政府对于公元前1019年9月17日五星聚房事实的确认,证明了《史记》和帝辛占星陶文的记录是准确的,同时也证明武王克商的甲子日为公元前1018年2月22日。     

应公鼎“珷帝日丁”试解

新公布的应公鼎铭文中首见“珷帝日丁”的称谓,“珷帝”应不是指周文王,而是指武王;帝”不应是“禘”,而是“考”之义;“日丁”是武王的日干名。这是周初统治者“修商人典”的体现,鉴于此时殷遗民仍很强大,殷人文化仍较浓厚,周人不得不在政策上与殷人缩小距离。应公鼎在西周晚期还称“斌帝日丁”,是因为应国试图从习俗上与服从于周的殷八师靠近,团结一致抵御楚和淮夷。     

"文王演《易》"的动机理论阐释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文王演《易》"的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对此衍生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孔子说""荀子门人说""作者不可考说",等等,让本来没有太大争议的问题聚讼纷纭。根据马斯洛的动机理论,文王姬昌完全具备"演《易》"的动机需求,并借助所演之《易》掌握了商、周斗争的政治话语权,承受上天賜命,翦除殷商,替而代之。     

周公、成周与制礼作乐

牧野之战克商后,周人仍面临稳固东方统治、纲纪天下重任,武王为此欲营建洛邑,但两年后病死,重任落在周公身上。周公采取了救乱、克殷、践奄等措施,尤其是秉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并于此采取相应的政治礼乐文化措施,巩固了周人统治,奠定了其政治文化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     

《封神演义》与殷末史的流传

《封神演义》是明代的一部神魔小说 ,它是在《武王伐纣平话》基础上经过大量扩充、演绎而成的。它诠释、补充、丰富了史书对殷末这段历史的记载 ,使纣王的暴行与武王伐商事件具体化、情节化 ,为殷末史的流传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条件 ,使三千年前晦暗不明的殷末历史在下层百姓中得到了有效的普及与宣传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殷周两代的文化传承与 《商颂》 的流传

《商颂》 见存于 《诗经》, 有其历史渊源. 商周之际, 殷商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渊源. 西周以后, 它演化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商颂》 进入鲁国是华夏诸国文化交流的结果.它保存在今本 《诗经》 中当与孔子有关. 《商颂》 流传过程所表现出的殷周文化融合的纵向与横向作用,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上颇为典型, 是一极具理论意义的文化个案.     

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

发现于陕西城固、洋县一带的以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青铜戈为代表的商代考古遗存表明当时的蜀境包括陕南汉中地区。蜀文化不仅达到了大巴山以北,甚至也延伸至秦岭北麓周边一带。陕南城固与秦岭北麓周边一带在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佐证了史籍所载的往来于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褒斜道的重要作用。随武王伐纣的应是居于巴山以北陕南的秦巴山地一带以及后来向北过秦岭的早期蜀文化之人。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