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人大选举监督机制的思路——以衡阳破坏选举案为例

选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选举权的有效行使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但当前选举制度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大代表竞选制度、选民监督缺陷问题以及代表候选人的监督制度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须以问题为导向,从保障选举过程中的公正公开,建立多元化的选举监督机制以及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入手。     

从两个公式看累积投票制的适用

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份公司在选举董事、监事时可实行累积投票制,原意是更好地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然而从两个简单的公式即可看出累积投票制的实施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     

改进累积投票制的建议

累积投票制度的设立,能使公司中小股东选举出自己信赖的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以达到董事会权力制衡目的,并借此抑制控股股东通过内部人控制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的历史因素,大大削弱了累积投票制度的现实意义。如何进行改革,才能真正发挥累积投票制度在国内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呢？     

论冷战后日本选民的政治意识与投票行动

日本选民的政治意识与其在国政选举中的投票行动密切相关.某一政党支持阶层的选民是否参加投票以及投票去向如何,受到"政党支持"意识的连续度、强烈度与宽泛度的影响.鉴于"小泉评价"与自民党投票志向的同向互动等现象,"业绩评价"意识的内涵虽有所扩大化,但仍因选民的重視程度各异而对其投票行动产生不同的影响."政策论争"对选民投票行动的作用不断增强,2005年众议院选举是一次典型的"政策投票". "政治效应"意识的日趋薄弱,不仅是选民在国政选举中放弃投票的原因,更是日本选举政治所必须应对的严峻课题.     

社区选举：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选民普遍冷漠的情况下,居委会换届选举依然实现了非常高的投票率？通过对上海市2006年社区选举的考察,我们发现高投票率与一人多票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家庭而非个人是最基本的投票单位,通常一个家庭只有一名成员亲自投票;另一方面,无限制的委托投票赋予了社区积极分子事实上的“复票权”。这种局面实际上是政府、党总支/居委会、积极分子和选民共谋的结果。与村民自治相比,城市社区选举之所以缺乏活力,关键在于村委会选举以分配性利益为基础,需要选出“当家人”;而居委会选举以维持性利益为基础,只要选出“守夜人”。居民的政治冷漠实际上是由社区的利益结构所决定的,而社区选举的制度安排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     

农民的集体行动逻辑与结果——以浙江省H村的一次选举事件为例

H村村民为Y某争取选民资格的选举事件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案例.此案例呈现出的行动轨迹是:危机引发民众创新期待--精英引导与动员--精英主导的村民集体参与行动--实现行动目的.这其中也相应地蕴涵着危机促动的行动发生逻辑、精英主导集体参与的行动运作逻辑、理性参与的策略选择逻辑.H村农民集体行动的结果,不仅实现了直接目标,而且促进了村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诱致了制度创新.本案例表明:底层社会行动在社会变迁和制度创新中具有积极意义,理性化的集体行动是取得制度创新结果的关键.     

中国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研究(英文)

本文考察了目前中国大陆乡镇长选举改革的背景与原因,总结了乡镇长选举的几种模式,探讨了关于乡镇长选举的争论,分析了选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推进乡镇长选举的战略性思考。文章认为,目前乡镇长选举有三种倾向:第一,强化选民意志和公民直接民主的权利;第二,强化人大代表的作用;第三,将选民意志引入选举过程。围绕乡镇长选举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后果而展开的争论中,作者指出,选举方式的创新与现行政治体制的冲突与衔接,将是乡镇长选举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最后建议,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制度创新的自由空间,同时应该对乡镇长选举进行整体的战略思考。     

村委会选举中选民的公共冷漠

主题报告 从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来,村委会选举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为我国农村选民提供了更多、更直接的公共参与机会,其中选举参与是最为重要的参与形式。因此,我国村委会选举中农村选民的选举参与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活动的现状、参与具体选举活动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心态和行为倾向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并形成了     

当前党内选举制度的实践评析

党内选举是党内民主的基本点,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制度已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规范体系,在实践层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具体体现在党员主体地位的维护、党内权力授受关系的理顺及党内监督的强化等方面。然而,由于制度自身的缺漏及操作过程中的不当行为,现行党内选举制度也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如选举制的适用度不够高、选举中的竞争机制不强、选举人意志和权利的实现程度有待提高、候选人提名制度与介绍制度存在疏漏缺失、选举操作程序的科学性尚需加强、选举监督机制、选举结果保障机制及评价机制不够健全等。对现行党内选举制度实践当中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将为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提供依据。     

中国选举的渐进性制度改革(英文)

中国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公正评价机制、竞争激励机制、监督救济机制。选举制度的改革将会是渐进的,不会出现过于激烈的变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改革的重点是强化选举权的平等性,改进代表名额分配办法、选民登记办法等,不仅实行一人一票,而且保证每一票都有大体相等的价值;增强选举与选民的利益联系,逐步采取以居住地为主划分选区,提高选民参加选举的热情和积极性;扩大候选人宣传介绍渠道,建立非对抗式竞争机制;推行“两票制”选举基层领导人员,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的透明度,建立选举观察员制度,强化司法对选举的监督职能。     

公民自主性政治参与与选举制度转型——以2003年深圳级人大代表竞选群体性案例为解读对象(英文)

自新中国建立之后,运行了几十年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确认式选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深入进行,这种确认式选举制度正在向竞争性选举制度过渡。推动这一制度变迁的深层动力,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而兴起的公民社会及其维权行动,这种维权行动发展到今天开始体现为公民自觉、自主地在制度框架内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2003年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多发性地出现了这种政治参与的案例,这些案例在当前中国基层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正在转型,也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向新的阶段迈进。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立法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私人利益的保护已经提上日程,而与此同时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共利益却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何调度有限的司法资源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强大保护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梳理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被认为是保护公益的有效方式之一,但与国外健全的民事公诉制度相比,我国新近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仍未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考察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公诉制度的基础上,为了促进我国和谐社会之构建和进步,有必要对民事行政公诉制度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尽快建立和健全我国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设想.     

著作权之精神权利保护制度的经济分析——兼论网络环境下对精神权利的保护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著作权的精神权利保护问题又成为著作权法领域的焦点之一。精神权利是否需要保护?透过分析答案是肯定的,并得出保护精神权利不仅需要追求作者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还需要保持公众利益之中的不同类型利益的平衡。在不同类型利益的不断冲突与保持其平衡的矛盾中,需要对精神权利的保护选择最优的制度安排。我们尝试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以效用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与选择理论,结合相应的数学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精神权利保护应遵循制度净利益最大化原则,并给出制度净利益最大化原则实现的条件。     

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

本文通过中国北方一个乡镇村庄选举的个案研究,分析讨论了基层选举这一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06年的最新一轮选举中,正式选举制度的实施有了重要突破,镇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干预活动,并在维护程序的公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村庄选举程序逐渐走上了正轨,选举结果基本体现了村庄的民意。基于这一案例,本文特别着眼于制度变迁的机制和过程分析,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制度变迁不是来自于政府的理性设计,而是由不同领域中互为独立的多重过程在特定时间、地点的互动作用所导致的;第二,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工作应该从理论方法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即关注多重过程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过程,并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日本政坛怪相:世袭政治家

世袭政治家在日本长期存在而且占有相当的比重,成为日本政坛的一个怪相.世袭政治冢的继承方式包括子承父业、亲属继承、秘书接班等多种路径.这种现象为何能在日本长期存在?从大的方面思考,受传统文化方面的影响,与选举制度密切相关,自民党政权长期执政所致,是其主要原因.近年来日本社会对其批评和反对之声空前高涨.减少或限制世袭政治家数量,不仅涉及到政治家的个人利益和政治生路,还直接影响到主要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在日本现行选举制度架构下,要推进相关改革措施无疑会困难重重.     

宪政视野下选举制度的完善

中国选举法虽然经历过四次重大的修改,但选举制度某些方面存在的缺陷仍然制约着民主法治的真正实现,不利于依法行政和在宪法视角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将从七个方面分析选举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而相应地提出解决方法。     

选民理性与民主政治的效率——《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政治选择不良政策》一书述评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学者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2007年的新著<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政治选择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在美国媒体和政治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从原则与例外之争到司法裁量基准之建构——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机制的新构想

我国当下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务在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机制的设计上普遍存在以停止执行为原则和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这两条思考路径。作为司法审查过程中利益冲突与消解的制度表征,起诉是否停止执行本质上是在执行利益与延缓利益之间的权衡与取舍。比较法的观察同样显示,域外立法规定虽貌离而神似,通过立法赋予司法裁量权则体现出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我国现行立法的修改也应超越无谓的原则与例外之争,将重点转向对司法裁量概括审查和利益衡量二重基准的建构。     

略论选举制度、政府体制与政党体系的相关性——对我国台湾政治实践的思考

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之间的关联是当代选举制度研究的主题之一,但论者大多忽略政府体制在其中的桥梁作用：本应催生出两党体系的相对多数选举制在台湾只促成了两大政党联盟,理论上特别照顾小党的旧有立法委员选举制度下却形成温和多党体系,原因就在于两种选举制度在双首长制的政府体制下相互影响：相对多数选举制借助于新的立法委员选举制度组合,严重挤压了小党的政治空间,使台湾朝向两党体系发展：台湾经验可以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关于选举制度、政府体制与政党体系相关性的猜想。     

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基本规则

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保护第三人利益的传统做法是采用善意取得制度 ,但在某些情况下善意取得制度存有缺陷 ,对保护第三人利益不够充分。物权行为理论在保护第三人利益方面则较善意取得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建立以物权行为理论为主、善意取得制度为辅的理论模式 ,这将能充分地保护第三人利益 ,并由此产生了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基本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