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中的日本国家责任从大轰炸受害平民对日索赔的角度分析

上个世纪的“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作为发动战争的当事国,其政府对中国国家及其国民负有赔偿责任.从习惯国际法的角度审视,重庆大轰炸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日本在此次行动中还违反了二战前即已在国际上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规及准则.因此,日本作为这些“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者,同样对中国国家、特别是受害者个人负有国家赔偿责任.     

重庆大轰炸与国际法

1946年至1948年的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对发动侵华战争犯有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等罪行.日本作为发动战争的当事国对中国及其国民负有赔偿责任.从习惯国际法的角度审视,重庆大轰炸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还违反了二战前后已在国际上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规及准则.日本作为这些“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者,同样对中国及其受害者个人负有国际赔偿责任.     

论重庆大轰炸

由于重庆战时战略地位的提高,日本侵华战争战略的调整,重庆成为日本侵略者主要的轰炸目标。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的残酷大轰炸,给重庆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重庆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既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的血腥罪证,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典范,具有深远的资源价值。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建构——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考察

无差别轰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暴行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除吉林、新疆、西藏等地之外的几乎所有行政区域实施了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而在战后,由于东京审判的误导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记忆曾几乎湮灭不闻。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日关系的紧张,重庆大轰炸的“战争记忆”才得以重新唤醒并重构。差异化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应被遗忘,更不能被掩盖,只有当重庆大轰炸这样的非人道暴行记忆上升为人类的共同记忆,战争悲剧才不会重演。     

日本战争责任论的当下与今后课题——从战争“记忆”继承观点出发

时间推进到远离"二战"结束的现在,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战争责任的认知正经历着由战争体验者"战争责任"向非体验者"战争责任"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将直接影响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知。本文从战争"记忆"与战争责任的相关研究出发,以战争·战时"记忆"的继承为轴线,就战争责任论的变迁、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关联性以及今后战争责任论的课题进行归纳与总结。     

浅析“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的防卫对策及法制措施

1938年,为达到促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之目的,日本作出了对中国内地"抓紧航空作战"的决定.为此,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本大轰炸的重要目标.日军的大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对此,国民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防卫对策并采取了诸多法制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日军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这对保卫重庆的安全,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等具有重要意义.     

土屋公献和荒井信一：历史的守护者--《律师之魂》中文版序

《律师之魂》一书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作者土屋公献先生是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及重庆大轰炸受害国家赔偿诉讼的律师团团长，曾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在日本社会追究战争责任、和平反战的市民运动中，土屋公献参与其中并承担起领头人的重任，他一生追求平等、人权、正义、在野的精神世界，其精神原点在于年青时被为政者愚弄的战场体验。土屋的老同学、历史学者荒井信一是该书日文版序言作者，荒井信一在追究战争责任、战争犯罪事实方面鲜明地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土屋公献和荒井信一都是历史的守护者。     

日本“军神电影”的记忆装饰与还真

通过追溯日本"军神"文化,可以考察符号塑像的军国主义历史在当代的"影像降格".具体来说,战后日本通过多部二战电影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形象演绎,实现"二战军神"从"神格"还原到"人格"的情感纳接,成为被影片美化的"反战"和平者,由此稀释其战争罪恶.在当代昭和怀旧思潮下,日本"二战军神"银幕"重生",引发了战败雪耻的招魂感召与"后记忆"遗志继承.而与二战相关的历史人物与"记忆之场"被日本不同媒介在情感引导中有意歪曲历史,篡改因由或选择性遗忘,最终成为历史记忆的"反记忆".     

日本右翼势力的"解放战争史观"辨正

日俄战争并非正面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加入了同盟会,而是从反面使置身敌国的留日学子站在孙文一边;当年日本东京并非亚洲国家独立运动的参谋部,而是干涉和镇压亚洲各国独立运动的大本营;当年日本的诸多亚洲主义者并非为援助中国革命而来,而是怀揣趁乱取利甚至肢解中国之不可告人的目的介入中国事务的.当年日本侵略者炮制的"大东亚战争"一词,丝毫掩盖不了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也并非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历史功绩,而是东南亚人民长期坚持不懈反抗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右翼势力围绕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兜售的"解放战争史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英美首脑决策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由于英美首脑决策人物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对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偏见和相互之间的猜忌,无视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因而对日本没有采取强硬的措施,未能组建远东集体安全体系,丧失了阻止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这些都是英美决策者们在战略上的短视和对形势的错误估价而作出错误的决断所导致的。     

日本右翼势力的"美英同罪史观"辨正

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美英同罪史观”的主要谬论包括:美英等国也应对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大东亚战争”的爆发负责;就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而言,日本与美英等西方列强没有什么区别;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于德国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战争犯罪也不同于德国的人道犯罪;美苏等盟国的一些“暴行”也是战争犯罪行为等等。然而,无论日本右翼势力怎样淡化和试图以此“抵消”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责,其“美英同罪史观”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丝毫掩盖和减轻不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战争罪行。     

日本政府"内向型"战争追悼理念及其成因

战后日德两国政府的战争追悼理念明显呈现"内向型"与"外向型"之差异。只向本国的战争罹难者特别是战死"皇军"将士和被处决战犯表示哀悼而拒绝向被侵略国家为数更多的死难者致哀,是日本政府"内向型"战争追悼理念的主要特征。其成因主要有四:"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靖国史观"等错误的历史观,是其形成的思想根源;日本政要的右派构成和日本政权的保守性质,是其形成的政治基础;战后秉持错误历史观的日本国民的大量存在,是其形成的社会土壤;战后宽松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是其形成的外部条件。     

远东审判定论不容篡改

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世界和平、违反人道主义、践踏基本人权的战争罪犯是全人类的公敌。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合法、公正的审判,确立了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及参与战争的犯罪者必须承担个人战争责任的国际法原则。日本部分人从狭隘的民族史观出发,企图为战犯翻案。这股否认历史的暗潮对日本政局的走向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日本要想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作出更大的国际贡献,就必须正确认识侵略历史,对战争罪行和战争遗留问题彻底清算。     

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兼驳日本右翼“天皇无罪史观”

昭和天皇裕仁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其在位期间 ,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裕仁的战争责任 ,战后日本主流社会一直讳莫如深。事实上 ,裕仁并非和平君主而是战争罪魁。《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了裕仁皇权的绝对性。在裕仁的指导和纵容下 ,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 ,进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裕仁与一系列的战争暴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裕仁还人为地延迟了战争的结束。天皇制的存在 ,成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罪责的免罪符 ,成为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社会基础。     

抗战时期的中美日苏四国关系

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的中美日苏四国关系中,中日关系是四国关系的焦点,主要矛盾是日本军国主义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初期,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利益和战略的考虑,曾分别对日采取过绥靖政策或所谓的“中立立场”。但随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美日矛盾激化,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美日苏四国关系的历史,是中美苏三国联合反抗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     

评沦陷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移民的政策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对东北朝鲜移民实行两种不同政策:1931年至1937年实行限制朝鲜人移民东北的政策.最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为了稳定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二是防止朝鲜移民与日本移民争利.1937年至1945年实行积极鼓励朝鲜人移民东北的政策.最根本原因就是利用朝鲜移民加强粮食生产,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无论那种政策,都是为其对外侵略扩张、掠夺并奴役东北人民和朝鲜人民服务的.     

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其影响

在军国主义教育下,日本民众一度积极支持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战争,并把参与这种战争直至战死,看作是一种“伟大”的“爱国”表现。正是在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下,日军对占领地民众施加了各种暴行,而日军官兵对自己所犯的种种暴行,却丝毫没有犯罪感。抗日战争早已结束,但军国主义并未因此而终结,它对战后日本社会各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频繁,形形色色为侵略战争开脱的奇谈怪论此起彼伏,翻案的鼓噪甚嚣尘上,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桎梏。     

《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中国抗战画史》是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曹聚仁撰文、舒宗侨配图,上海联合画报社1947年5月出版的一部全面记录中国八年抗战始末的战史。曹聚仁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入手,细致地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源及战争胜负的深层因素。该书存信史、究成败、诫来者,显示了作者化繁为简的史笔和高屋建瓴的史眼。曹聚仁的日本观,在近代以来中国认知日本的文化链条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日本“战后派”文学的社会性与实验性——兼论战后派的形成及其意义

日本战后派文学是日本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自觉地接受《近代文学》的理论指导,在创作实践中坚持文学的社会性和实验性。社会性,使战后派文学对罪恶的侵略战争的“反思”更为深刻;实验性,使战后派文学走上了与当代欧美文学同步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