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生态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轨道必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治理方式，同时生态法治化也是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并阐释国家对西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发展的规范文本及其释义，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进而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没有充分体现生态法治体系化发展的理念，缺乏地方立法对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再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出发，实现法律与环境政策之间协同保障生态环境，达致环境政策一体化实施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与环境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保障进路。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多系统协调发展视角，从理论层面阐释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保护—区域创新”三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2013—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各系统的综合评价水平及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系统性差异；从整体均值看，全流域长期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在2020年初步迈入勉强协调阶段，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总体呈现由下游到中上游的递减趋势；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依次受到外商投资、科技投入、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多种驱动因素影响，且影响力依次增强，整体出现内在动力最大、外在动力次之而政府动力相对较小的态势。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强化流域三系统的技术支撑；优化内在动力，加强流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外在动力，打造黄河流域开放新格局；发挥政府动力，以财政政策支持和科技投入强化流域协调合作。     

水源区生态输水治理补偿标准研究——以东北沟流域为例

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以东北沟流域为例,探讨了生态输水治理的补偿标准。从直接投入费用和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生态输水治理的总成本,以生态价值的增加作为生态输水治理的收入。引入用水效益系数作为生态收益分区的标准,确定出对东北沟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生态输水治理后总的生态收入为每年16 317 670.98元,受水区每年享受了77.4%的生态收入,水源区每年享受了22.6%的生态收入。水源区承担生态输水治理的全部成本,生态输水工程实施后,受水区给水源区补偿标准应为每年2 258 637.48元。     

桂林北部地区旅游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探析

发展旅游生态经济是桂林北部地区在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桂林北部地区具备了发展旅游生态经济的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旅游生态经济发展在优化配置优势资源的基础上,能有效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旅游生态经济发展基于桂林北部地区资源优势和市场导向,需要采取积极发展生态休闲农业,实施生态补偿,加强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价和社区治理,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措施,全面提高旅游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支持能力。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生态治理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特殊地缘关系使该区域在保障国家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加强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保护，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黄河流域的生态建设是利用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点，从根本上突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将黄河流域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更加符合民众生存的生态环境及其和谐发展的状态，为流域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为了人民、发展实践依靠人民、发展成效人民检验、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其战略定位是将黄河打造成为“人民的幸福河”。     

困境与出路:安徽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调查与研究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点,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安徽省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源培育滞后、资源环境市场配置机制欠缺、生态文明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使得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安徽省在生产力要素、产业转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国家政策扶持等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应抓住机遇,践行新的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引领美好安徽建设为发展思路,以构建安徽生态经济战略体系为发展路径,以健全法规制度和政策支撑为发展保障,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黄河保护法》制定背景下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建构

在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导向下,面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整体性、复杂性和超大规模性,单纯依赖传统的以环境保护要素为对象的行政管制手段不足以充分达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流域大保护的既定目标和战略需求。根据国家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向和战略定位,从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需要国家担当"高位推动"的流域宏观生态调控角色,运用全局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引领、指导式调控手段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手段、工具以及机制进行宏观层面的补强。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是发挥国家对黄河流域空间整体性治理和法律管理空间系统性规范的调控功能,以"战略性需求—生态保护总体目标—国家职责"逻辑关系为基础,以"目标+规划+工具"为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创立的核心要素。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客观要求下,围绕着"目标+规划+工具"为轴线的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应当将宏观生态调控行为的权力主体、调控程序、工具运用和实施用法律予以确认、保障和规范,并确立可一般化的规范性构造,以实现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并达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供给

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后,京津冀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成为强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京津冀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上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和环境治理外部性的困扰,摆脱此等困扰的有效途径是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供给。依十八届四中全会坚持立法先行精神,在破解京津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难题上,须发挥立法的引领作用。在制度设计时应建立多维长效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从补偿的多目标性、负责流域水资源统一开发管理的流域管理机构设置及其职能、与资金补偿相结合的实物、能力及政策补偿多种补偿方式这些层面改善目前京津冀流域生态补偿现状,以期实现京津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良性运行。     

湖泊流域生态治理政府责任机制建设探究

湖泊流域生态治理政府责任机制是指为实现和维护政府生态职能,保障公共利益,通过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政府生态责任系统内各责任主体之间构成完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循环体系。湖泊流域生态治理政府责任机制建设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明确总体要求,并通过优化责任履行机制、健全责任保障机制、完善责任评价机制和构建责任追究机制等方式实现。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体系研究

在总结我国生态补偿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研究的基础上,从水土流失和流域治理的角度,对流域生态-经济过程时空尺度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重庆市土壤侵蚀区域特征,认为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应包括保持和涵养水源、保护和改良土壤、维持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4个方面13项功能;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体系包括流域生态补偿、单一资源要素生态补偿两个方面9种补偿类型,与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相关的工作如重点水土保持功能区划分、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指标建立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试点应尽快展开。     

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优势·矛盾·对策

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在党领导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既符合现代生态治理多元共治的基本要求，又突出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具有巨大优势：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供多元共治的制度保障；坚持人民利益宗旨，凝聚多元共治的各方力量；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提高多元共治的协同程度。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矛盾：生态治理任务的长期性与治理使命的接续性矛盾，生态治理观念的全局性与治理职责的区域性矛盾，生态治理成效的滞后性与治理考核的时效性矛盾，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性与治理实践的复杂性矛盾等。要解决这些现实矛盾，可将生态治理长期规划与短期计划相结合，将生态治理全局视野与区域目标相结合，将生态治理长远目标与当前实际相结合，将生态治理管理创新与科学执政相结合。合理解决这些矛盾，不仅能推动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也能培育和提高干部、公民、企业等主体的现代素质和生态治理能力。     

中国古代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古人经由长期常识理性的积累、提炼,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顺天应时”的流域生态治理法律理念,并构建出了符合流域生态治理时空规律的法律制度。古今流域治理问题的表现形式虽不尽相同,但受历史传统、法律文化、流域自然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流域生态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古今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具有相通性。古代流域“一体化”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对完善现代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和提高其法律实效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四个问题

深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一、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要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必须使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树立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并建立与自然资源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制定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把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确立“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有机结合起来；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仅仅满足于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是不够的，其关键与核心是如何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四、脱离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片面强调对“环境民生论”的阐释，既不能准确理解“环境民生论”的完整内涵与价值，也无法真正践行“环境民生论”，故强化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是当前我们理解和践行“环境民生论”的关键。     

公平视角下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生态资源有偿使用研究

四川既是我国水电资源富集区,又是我国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屏障区。在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指引下,四川民族地区发展水电产业、建立绿色能源基地,对全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文章以公平理论为指导,从公平视角出发探索包括社会公平、区域公平、代际公平的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生态资源有偿使用之路。提出了建立公平、系统的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制度,对建设生态屏障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巢湖流域农村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探讨——以巢湖流域内环境保护为视角

巢湖流域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区域,巢湖流域生态补偿,很大程度上是流域中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和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补偿。巢湖流域应以农村地区环境与流域水资源保护一体化为原则,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包括防止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等系列补偿措施,实现城乡协调、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的主要模式及其实践情境——兼论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优化进路的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是一种以流域水资源保护为核心，调节流域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关系的制度激励手段，也是一种促进跨流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基于外部性以及协同治理理论(SFIC模型),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动力-主客体-行动”关系分析框架。通过应用分析框架对田纳西河流域、易北河流域、墨累-达令河流域、新安江流域、赤水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权威管理机构主导下“输血式”、市场主导下“造血式”、中央主导下“混合式”、跨区域政府间“输血式”四种类型的生态补偿模式，且每种模式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应用条件和制约因素。借鉴国内外经验，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模式可以从法制保障、平台支撑、市场引入、绩效考评等方面进行重点优化。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战略性思考

在中国加人WTO之际,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恢复息息相关,在国家实施"三北"林防护建设、七大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天然林(草)保护、风沙治理生态工程、退耕还林还牧、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三废"资源利用等措施中,环境保护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则显得更为重要.本文简要的分析了环境整治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探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严重环境退化问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经济学视角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理

流域生态补偿是协调流域上下游之间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流域生态经济补偿理论包括外部效应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生态资本理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是一个非平衡和复杂系统;存在着非线性作用机制;并且系统内外存在着大量的随机涨落及其涨落的放大机制和突变性.因此,需要从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对象以及生态补偿方式等方面构建流域水资源的生态补偿机制.     

岷江上游干温河谷成因及生态恢复初探

岷江上游地区是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高山峡谷区,山高坡陡,降水稀少,气候温凉干燥,土壤贫瘠,加上人为因素的影响,河谷地带性植被大量破坏,形成典型的干温河谷,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当务之急应发展耐旱的灌丛和草类,增加地表覆盖度,稳固表土后再进行人工造林.生态恢复中应重点做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加大科学技术投入,建立流域补偿机制等工作;要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生态旅游、中药材种植和水电事业,进一步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相关法律和法规,使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既有经济基础又有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