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两广的“六一”运动红军长征后的第二年,即1936年,暴发了两广的“六一”运动。所谓“六一”运动,就是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于是年六月一日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事变,以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缨抗日开始,中经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前后历时3个多月,最终以和平解决为结局,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在对“两广事变”研究不多的今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党对“两广事变”的分析和认识“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交织的产物。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探析

1936年5月,蒋介石企图撤销两广籍以与中央政府对峙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以结束两广割据独立的局面。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粤桂当局不甘坐守待毙,于6月1日电呈中央,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领导抗日。次日,又以同样内容通电全国,随机将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发动了两广事变。对于两广的这一举动,蒋先用重金收买了陈济棠手下将领迫陈下野,接着集中力量进逼广西,李、白也毫不示弱,双方秣马厉兵,大有兵戎相见之势。但由于全国舆论沸腾,利弊得失又各有顾忌,经过各方斡旋,事变终以和平解决。对于这一事变,史学界似乎仅注其性质的探讨,而对其和平解决原因尚无专门研究,在此,我们谈谈对这一问题的几点看法。     

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

1936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广州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府委员会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两广随即动员军队,向湖南进发.一时间,全国都为两广之举所震动.这就是“两广事变”,又称两广的“六一运动”.一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目前不少人都发表了评论,基本上认为是一次爱国进步的反蒋抗日运动.对于这种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现就所掌握的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为争夺两广统治权的斗争激化,是导致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两广及蒋介石集团,它们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曾经围绕两广及全国的统治权,前后斗争了八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表面平息下来.1928年,当北伐军基本扫清北洋军阀之后,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爆发出来,基本原因是两广的强大已危及到了蒋的统治权.这只要看当时全国的军事部署就可明白;李宗仁控制着两湖,白崇禧部驻守天津——北平——山海关一带,属新桂系的张定藩控制着上海的军政大权,与新桂系有密切关系的李济深则控制着广东.与蒋有矛盾的冯玉祥扼有陕、甘、豫、鲁;阎锡山占据晋、冀、绥、察;     

走向“统一”的广东省货币金融--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区域性案例分析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在广东推行中央法币、收兑地方性货币毫券,完成法币改革。宋子良、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先后赴广东主持货币金融改革,1937年6月全面开启统一两广币制的计划,一时成效可观。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战争格局下,国民政府却不得不采取沿用毫券、增发毫券,甚至使毫券国币化的举措,以维持对敌金融作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广东省货币改革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货币变革的区域性特点,也为我们反思法币改革究竟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例个案。     

我所知道的白崇禧

白崇禧与两广事变 胡汉民逝世引起宁粤关系激变 从1931到1936年,两广当局利用胡汉民作招牌,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关做门面,以攻讦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投降为口实,与蒋介石遥相对峙;南京政府因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牵制,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忧外患,自救不遑,对两广的武装割据局面,只好听之任之。     

广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为何在梧州建立?

1925年11月,在中共两广区委直接领导下,广西梧州建立了中共梧州支部。这个时候,南宁、柳州、桂林与广西其他地方均未建立中共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广西第一个中共支部,为何在梧州建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梧州靠近当时的全国革命中心广州,位置十分重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广州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中共两广区委在广州具体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以及南洋地区华侨的革命工作。1925年初,中共两广区委根据中共“四大”的决定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着手准备在梧州发展党的组织。梧州,是广西东边的重镇,两广交通要冲,离广州很近,交通便利。梧州的居民大部分是从广东迁来的,梧州跟广东的关系甚为密切。当时新桂系刚统一广西,表示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这就为中共两广区委派党团员(多是广东人)来梧州发展党、团组织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梧州又是浔、桂两江交汇处,是广西水上交通咽喉。所以,中共两     

胡汉民与30年代西南政局关系探论

20世纪 3 0年代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言行举止对西南政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胡汉民被扣 ,引发了宁粤对峙 ,形成了西南半独立的状态 ;其次 ,胡汉民作为精神领袖 ,与两广实力派互相配合 ,维持了西南半独立的局面 ;复次 ,胡汉民猝死 ,引发两广事变 ,最终瓦解了西南半独立的态势。胡汉民颇深的政治资历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西南实力派的大力支持 ,是他能够左右 3 0年代西南政局的主要原因     

中国佛教界对民国政治的参与——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佛教界内部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佛教界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协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佛教界自身的整顿和佛教的复兴.     

试析抗战时期西南航空运输的两次飞跃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西南地区为政治军事战略基地的重大举措对于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举措客观上也使西南地区得到开发.西南的航空事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的,尤其是1941年、1943年航空货运量呈现飞跃发展的态势,这与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缩小、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新的国际战略空运通道的开辟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两次飞跃原因的分析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西南战略基地的确立过程和中国地缘政治的演变,也进一步印证了国民政府立足于外援的抗战政策。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阻击南昌起义南下红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即纠集一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南京举行联席会议。于四月十八日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抗。不久,又成立     

抗战陪都历史资源——在新时期海外统战工作中的应用

一、什么是抗战陪都历史资源?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北平、天津、上海先后沦陷,南京危急,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20日决定移驻重庆,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1940年9月6,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30日发市《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     

略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农村教育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对甘宁青地区的开发与建设,甘宁青农村教育事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基层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内容向以爱国、科学、民主为特征的现代教育的转变.由于受政府主导的教育变迁模式的限制,在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政府战略重点的转移,这一变化趋势出现了停滞和衰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人教育问题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工人群体的壮大,以及西式教育的影响,工人群体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如何将业已发展壮大的工人群体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自身统治,国民政府采用了"工人教育"形式。通过对工人教育的兴起、筹划与实行、经验启示等方面的考察,分析,从而管窥国民政府时期工人教育的总体概况。     

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

西南边疆近代交通起于中法战争之后法属滇越铁路的修建,西南边疆社会的路权意识亦随之觉醒,也使滇越铁路从修筑到之后的运行,就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的路权声张及对交通权益维护的问题。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近代交通建设,不仅凸显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也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紧密关联度。     

太平天国至抗战前在南京的安徽人

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本文通过以迁入南京的安徽人为研究对象,以太平天国时期和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两个时期为研究范围,以及横向与西方近代人口迁移比较来探讨中国传统和近代人口迁移的不同原因,简论中西方近代人口迁移的差异。     

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点遗留问题

日本欲借在淞沪战役中的军事胜利,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劝降,但日方的谈判条件与中方谈判方案的精神不符,故遭到中方拒绝。随着布鲁塞尔会议失败,日军一路西进直指南京,欲图再度逼降。此时国民政府向美苏两国紧急求援无果。日方破译了中方对美求援的三封电报,知国民政府可能接受日方条件,遂一边加紧攻城一边提高了对华谈判价码。南京陷落后,日本对德隐瞒部分新谈判条件,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待援”政策,迫使日本向德国和盘托出全部新条件,但陶德曼大使未转告中方。日方误以为德方已经转告,此时,德国表示“御任”之意,日本遂决定终止“陶德曼调停”。     

蒋桂冲突和平解决原因新探

蒋桂冲突和平解决原因新探盘福东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将两广部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李宗仁任总、副司令，“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由于南京政府拒绝两...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20世纪50年代南京肃清烟毒运动初探

南京是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前国民政府首都 ,也是解放前烟毒的重灾区。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京的烟毒状况、烟毒法规的颁布、烟毒查禁过程等史料的分析 ,回顾总结那场声势浩大的肃清烟毒运动的成功经验 ,以期对当前和今后的禁毒工作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