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论的“伦理转向”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西方当代文论尤其是法国理论、北美批评、精神分析、创伤理论等领域迎来了一场"伦理转向"。法国理论的伦理转向深受哲学家列维纳斯的影响,他的他异性伦理学促成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以布斯和努斯鲍姆为代表的北美批评,则强调文学在塑造良好生活上的不可取代性。精神分析以齐泽克为代表,完成了一种结合拉康欲望伦理学和激进政治诉求的行动伦理学转向。创伤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盛,尤为关注创伤的治疗、见证和叙述,共同体创伤的文化建构等议题。"伦理转向"既与历史现实相关,也是对于形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等思潮的反拨。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解读

道格拉斯·凯尔纳是西方著名的文化批判家,本文以其《媒体奇观》一书为蓝本,对其“媒体奇观”概念进行解读,从理论解析到理论溯源,深入分析理论内涵,介绍凯尔纳的“诊断式批判”的研究方法.并从政治角度探讨媒体奇观在美国国内政界的应用以及美国文化输出的实质,最后结合实例分析,简要提出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借鉴意义.     

从“填补史”到“普遍史”——勒纳的女性史学分期理论

1975年,现代美国女性历史研究的缔造者之一格尔达·勒纳发表的《置女性于历史之中:定义与挑战》一文,使她成为对女性史学分期理论首次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对勒纳分期理论的重新审视,不仅可以厘清西方女性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而且有助于理解如何将女性历史的研究引向"普遍史"。     

“有意义的文化理论”:雷蒙·威廉斯眼中的巴赫金

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的接受,始于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对沃洛希诺夫/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聚焦,并接受其语言是活动,语言有历史,具有符号的"双重性"的看法,并得出将语言视为与社会、经验的接合表述的结论。进入80年代之后,雷蒙·威廉斯开始自觉地赞同巴赫金小组的社会学诗学,并与自己的文化社会学结合起来,某些理论表述也开始"巴赫金化"了。1986年,在其最后的著作《文化研究的未来》和《文化理论的应用》这两篇文章中,雷蒙·威廉斯将巴赫金的理论称为"有意义的文化理论",给予高度的评价。巴赫金思想对雷蒙·威廉斯的影响虽不具有"原发性"(即影响的最初来源),但具有"催化性"(在关键时刻推动了接受者思想的自觉)。后期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文化理论的接受明显受到了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影响,并从社会交往的角度将巴赫金思想命名为"有意义的文化理论"。     

Rewriting:“改写”还是“重写”——兼评对勒菲弗尔理论的相关误读

翻译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rewriting"一直有两种中文译文:"改写"和"重写"。对"rewriting"提出的学术背景和思想来源的分析表明,勒菲弗尔的理论深受俄国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结合对"rewriting"概念演进过程的追根溯源及相关的词源学辨析,"重写"这个译文被认为更能涵盖勒菲弗尔理论中涉及到的各种研究对象,更能体现勒菲弗尔思想中挑战作者中心论和原本中心论范式的本质,并能赋予"rewriting"更普遍的哲学内涵。同时,由"rewriting"译文的不确定导致的对勒菲弗尔理论的相关误读也可得以澄清。     

威廉斯的“都市霸权”理论及其启发

英国文化研究专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理论生涯后期提出了以都市作为中介剖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运动模式的"都市霸权"理论.这一理论详细揭示出在资本主义文化中,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通过相互推动来保持社会发展张力的霸权运动具体模式.     

真谛译“转依”为“阿摩罗识”的问题

本文以梁、陈两代之际,真谛(Paramārtha,C.E.499⁵69)在《决定藏论》中,将玄奘(约602569)在《决定藏论》中,将玄奘(约602⁶64)在《瑜伽师地论》中翻译的"转依"(ās'raya-parivr·tti/ās'raya-parāvr·tti)一词,翻译为"阿摩罗识"一词的问题,进行探析。希冀借由此探讨,理解梁、陈真谛摄论学派(唯识古学)翻译的特色,与其理论价值。并尝试与玄奘法相唯识宗(唯识新学)一系的理论,进行一个对比。     

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述评

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是人类学、民俗学仪式研究的一种经典走向,他将仪式看成是一个过渡的动态进程,内含着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分隔-边缘-聚合。这一研究取向直接影响了埃德蒙·利奇、玛丽·道格拉斯、维克多·特纳等后来学者,他们在仪式理论体系的建构上都是对"过渡仪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神圣与世俗间,范氏用"过渡性"来表达仪式不断前进的状态,使得仪式参与者的社会状态、社会身份以及生命任务的转变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合法化",更好地整合了人的生命过程与"社会化"过程。然而,建立在时间和空间基础之上的过渡仪式理论体系仍需要从"多向度、多层次、多维度的过渡或通过与多层级的‘分割机制’"来进行解读,才能具有穷尽的解释力。     

《休·赛尔温·莫伯利》中的“自我话语”

在《休.赛尔温.莫伯利》中,庞德将叙事小说中的叙述手法用到诗歌创作中,创设了交织在一起的多重叙述声音。从巴赫金的"自我"与"他者"的话语理论为解读视角,侧重分析了庞德在诗歌中杂糅的多种形式的"自我话语",使诗作呈现出错综复杂、晦涩难解的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     

析胡风“精神奴役的创伤”

胡风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人民"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由此,"精神奴役的创伤"成为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关键命题。该命题的题材来源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不过胡风将厨川白村的"创造生活的欲求和强制压力之间的冲突"转换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解放欲求与封建主义的安命精神之间的冲突",从而转向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文艺美学的维度。而关于文艺在治疗创伤、救赎自我的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上,胡风将作家譬喻为"施洗约翰",其任务在于通过艺术批判社会痼疾、唤醒群众,为政治的解放实践开道。而人民的血与火的政治实践,就是艺术之解放目的的真正完成,是一首真正的抒情诗。     

“布鲁斯-方言”批评理论与“黑人性”表述

当代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休斯顿·A.贝克的"布鲁斯-方言"批评理论以黑人的布鲁斯和方言土语解构了西方主流批评话语及其文本模式,拓宽了人们对文学批评及文化的视野,并彰显出黑人文学独具特色的言说方式和"黑人性"特征,为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和文本解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有效模式。     

论《宠儿》中“创伤”、“爱”和“社群”的双重性

通过分析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托妮.莫里森的长篇小说《宠儿》中具有主题意义的三个关键词——"创伤"、"爱"和"社群"的双重性,指出一向被认为只具负面效应的"创伤"对黑人身份的建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一向被认为具有肯定意义的"爱"和"社群"却显示了各自的负面性。在《宠儿》中能看到的正面启示是:即使在绝望和毁灭性的磨难之中,人们仍然可以在磨难的另一端看到解脱和希望。     

詹姆斯·奥康纳对现代性的“生态学批判”:检视及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蕴含着独具特色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例,从他对现代性的“生态学诊断”、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生态学重建”三个方面展开讨论,通过其揭示现代性的生态学旨趣。     

“怀疑”与“信仰”的博弈——《怀疑》解读

《怀疑》是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约翰·尚利的力作,是一则当代人"怀疑"与"信仰"的寓言。该剧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那个宗教变革时代的波诡云谲,探讨了当代人信仰和怀疑的问题。故事本身和剧本"悖论"式的结尾是对当代人信仰的叩问,对无端怀疑的嘲讽,更是对人性的召唤。     

诗歌翻译中“三化”理论的应用——以《江城子·悼亡妻》两种英译文为例

在汉诗英译理论体系中,许渊冲的"三化"理论是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对许渊冲和徐忠杰的《江城子·悼亡妻》英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在"三化"理论指导下,许渊冲的译文不但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境,还给译入语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创伤·复原--创伤理论视域下的《靠鲸生活的人》

琳达·霍根在《靠鲸生活的人》中将部落猎鲸的故事与越南战争场景并置,强烈地谴责了人类对生态的破坏以及对权力无止境的欲望。小说男主人公汤玛斯是越战归来的英雄,但他却始终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而将自己禁锢于巨墙之后。回到家乡之后,饱经战争创伤的汤玛斯又再一次遭受了部落分崩离析的创伤。本文拟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究琳达·霍根的创伤书写并提出切实有效的治愈创伤的方法。     

“具体”与“节制”:“反右”创伤记忆的自述伦理考察

1990年代以来关于"反右"这一创伤历史经验的自述,多是在"施难/受难"的逻辑框架内展开,并以悲情诉苦和对怨恨情绪的声泪控诉为主要内容,但这种叙述模式和逻辑并不能体现历史与自我反思的深度。就创伤记忆的自述来说,"反思性"这一伦理尺度要求苦难的叙述不能止于毫无节制的控诉与宣泄,还必须具体而节制。在此,具体与节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叙事要求,也是自述者应具备的一种伦理态度。     

《山海经》祭祀动词“祠”“瘗”“婴”考略

《山海经》被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之一,其中记载的祭祀礼制内部一致性很高,大多确凿可靠,对于研究古代的山神祭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多不被人所重视。文章对《山海经·山经》中的"祠""瘗"和"婴"等三个祭祀动词,参以上古传世文献和出土甲骨文等材料加以考释和探讨。     

创伤记忆与现代想象——重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伤痕电影”

在1979-1983年间,无论是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理论争论,还是第三代、第四代的"伤痕电影"创作,抑或是学院时代的第五代导演的创伤叙事,都试图通过重构创伤记忆来释放被延迟的现代性渴望,当代中国电影则藉此而形成了新的现代想象与文化认同。"伤痕电影"是一个过渡时代的文化镜像,其与同一时期出现的其他"伤痕文艺"一样,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客观追溯与还原,不如说是试图在记忆历史中遗忘历史,进而与以发展进步为核心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达成暧昧的妥协。     

从“背离”到“规范”——扬·穆卡若夫斯基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之超越

将"规范——背离"作为一种理论建构模式引入文论研究始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这一模式指导下,俄罗斯形式论派对"文学性"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然而,由于极端重视"背离",而在很大程度上轻视、甚至忽视了"规范",这一不足极大限制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文学性探索上所达到的高度;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解体后,布拉格学派的扬·穆卡若夫斯基一方面继承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对其不足进行了批判:早期,他运用"前推"来对"背离"的方式进行描述;后期,他对文学、艺术中的规范类型进行系统研究,将"审美规范"问题提到本体论高度,并论证了这一概念在美学中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从而更加辩证、深刻地揭示了审美价值的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