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宪政原因:宪政理论的非本土化与实际国情的冲突导致"三农"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缺位;失误的宪政变革导致中国农民与现代化绝缘;宪政值取向的扭曲导致中国社会由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进程大大延缓.解决"三农"问题的宪政之路在于把"三农"问题入宪,确立其在国家宪政战略中的应有地位,制定完整的涉农法律体系,全面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等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避免立法、执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对"三农"利益的损害,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完善——以农民的社会权为出发点

城乡二元分割,主要是城乡居民所享受的权利悬殊.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贫困包括三个方面,其中最直观的是社会权贫困,最核心的是土地财产权贫困,最重要的是公共产品分享权贫困.促进农村土地集约使用,必须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规定,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完善农民的主体权利体系.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传统主流理论认为社会权不具有可诉性,但当前社会权可诉性在国际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逐渐获得承认。社会权可诉性有其坚实的法理基础,社会权以保障人的尊严为基本逻辑起点,而人的尊严是基本权利的核心,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理念,社会权本身蕴涵着救济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然而社会权需要国家雄厚财政的支撑,所以社会权可诉性存在＂限度＂问题,即社会权可诉到什么程度,其衡量标准是＂国家最低核心义务＂和＂基本生活水准＂,这个标准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是可以量化的。有社会权权利主体,必然有义务主体的存在,传统理论认为社会权义务主体仅限于国家,然而随着公共治理的兴起,权力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承担起社会权的义务,且社会权国家中心责任有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的趋势。     

我国农民权利缺失与制度保障研究

农民权利的有效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权、土地财产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方面的保障不足。农民权利缺位的根源在于歧视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缺位、农民法定的维权组织缺乏以及农民维权意识与能力不强。为了真正保障农民权利,政府需要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化对农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建立农民的维权组织,培育农民的权利意识。     

论和谐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农民社会保障权

保护农民社会保障权既是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更是促进农民主体性发展的基本保障.然而,包括农民养老保险在内的农民社会保障权保护存在严重阙失,原因主要是二元体制的恶果.以和谐和发展为视角对农民社会保障权进行审视,完善立法、组织保障,强化法律救济,加强政府责任意识和农民维权意识当是必然选择.     

保障性住房立法研究——从居住权到住房权的语义变迁

"住房保障"和"保障性住房"虽差之毫厘,但内涵外延相距千里。住房保障立法停滞不前跟二者的理解偏差不无关系。在保障性住房立法已经具备了理论和实证契机之际,界分"居住权"和"住房权"的权利属性,把握"住房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的外延内涵,以社会权能动性、基本生存权利国家保障性、国家—社会—公民关系互动性理念为保障性住房顶层设计提供理论架构,借此先行推动保障性住房立法,是回应现实需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落实民生关怀的不二选择。     

“三权分置”还是“两权置换”?——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土地制度改革构想

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从长远看必须贯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意志。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来看,虽然"三权分置"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土地经营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土地权属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更加复杂化,也不能有效地推进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从历史正义和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农村土地的根本性质在于保障农民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那么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两权置换"的改革方案或许是更佳的选择,即可以使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置换社会保障权,用农村宅基地所属权益置换城市里的住宅权。这样不仅能够建立起有序的土地退出机制,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而且能够支持未来实现地租收益全民共享,真正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的制度建构--基于社会组织功能定位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对社会组织认识的偏差,致使相关权责规定的缺失和司法介入的困难。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推进社会组织管理的法治化,需要从构建以保障公民结社权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入手,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完善责任制度,实现社会组织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向。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社会权的实现

社会权的意义在于使每个人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农民相对于市民处于弱势的地位,由此造成了二者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的不平等,并导致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最终是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实现整个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只有实现农民社会权,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潜在风险及其管控

作为新的制度优化举措,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存在制度绩效损失的风险,而产权治理结构是引发制度风险的关键因素。基于产权治理结构的视角,从产权安排、外部环境与主体因素方面构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生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改革实践中,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存在"弱市场+自保障""弱市场+强保障""强市场+自保障"和"强市场+强保障"等差异化产权治理结构,但由于产权治理结构存在内在运行机制和环境适配性缺陷的不确定性,导致实践过程中产生宅基地权益难以充分实现、宅基地再配置与再利用效益不足等潜在风险损失。为防范和管控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应从健全交易体系,完善配套措施,提升宅基地产权治理结构效率;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推进改革,改善产权治理结构适配性等方面制订风险管控的具体措施。     

论数据使用者权的法律构建

数据使用者权的构建必须坚持“使用优于所有”的首位原则，同时还应充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在权利规范构建上应当将数据使用者纳入数据权主体范畴，同时借鉴“合理使用”“用益物权”等制度理论构建数据使用者权的具体内容，最终实现数据的充分流通使用并达到对数据权体系架构的补充优化。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

文章在对土地养老保障、社会养老保障与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共时关联性分析以及城市化、征地补偿安置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历时关联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做出回应。在土地承担保障功能且土地保障与养老结合最为紧密的宏观背景下,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是我国征地补偿安置长期存在的显著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政府通过土地重新分配或非农就业安置间接承担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基本责任,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利益;但在市场化转型时期特定的政策内外环境系统中,由政府主导进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责任分担结构内部,政府对被征地农民养老责任的"后撤"同时意味着非正式的和制度性的被征地农民个人养老责任的"强化"。被征地农民在没有得到公平补偿的现实情况下,只能主要通过自我积累与市场竞争来实现养老需求,并最终导致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的发生,且因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而更加严重。     

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的结合

为有效保障公民社会权,针对公民社会权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公民社会权以及权利救济的相关理论,对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结合的可操作性进行分析。分析认为,这种结合不仅有利于权利救济模式的建立健全,而且更主要的是有益于公民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     

经济法基本理论构建历程之反思

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结果 ,其实质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平衡法“。经济法是规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 ,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经济法基本概念不适宜借用民法“调整对象“之理论来构建 ,而应以“主体 -行为 -责任“模式来构建经济法理论体系。经济法的内容包括规范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国家间接干预社会经济行为的法律两部分。     

从“物感”到“知觉”——刘勰与梅洛-庞蒂心物观比较

"物感"和"知觉"分别是刘勰和梅洛-庞蒂美学观中的重要理论范畴,两人都主张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交往模式的主体间性。刘勰的"物感"理论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在"神与物游"的高潮阶段实现心物的统一;梅洛-庞蒂在构建"知觉现象学"基础上,提出"身体—主体"的审美主体概念,使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实现"可逆性"的"交织",进而克服心物的二元对立。但二者在根本的思维方式和具体的理论路向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性。     

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农民权益保护的现实状况,认为农民权益存在3个维度的缺失,即经济权益缺失、政治权益缺失、社会权益缺失.探讨我国农民权益缺失的成因,指出制度、市场、政府三重失灵的困境致使农民权益缺失.对“第三部门”理论进行反思,从公民主体性社会和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的相会关系出发,构建新型的农村社区保障模式,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快速发展,并将农村社区治理结构进行优化,以公民社会与社会治理相互间的依存关系为出发点,提出构建社区保障模式,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加快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以发展促规范,以发展促保障的路径.     

传承与嬗变:社会权可诉性的多重面相

"民生"是中国式的权利话语模式,是社会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表征.尽管社会权是否可诉依然存在争论,但世界各国社会权实现巳存在多种成功模式.社会权可诉性路径不仅包括司法途径也包括准司法路径,然而社会权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大量投入,存在"限度"问题.国际社会用"最低限度"标准衡量社会权实现程度.社会权可诉性义务体系是包含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在内的完整义务体系.     

关于城乡土地一体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土地收益是农民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然而,我国二元土地市场制约了土地流转,农民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构建规范、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建立保障农民土地产权权利的有效机制,已经成为破除我国城乡土地市场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农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转移,农民土地的合理利用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