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毛诗正义》串讲的体式与方法

本文对作为《毛诗正义》主要训解形式之一的"串讲"作了具体分析,认为串讲主要是对经、序的串讲,并有其具体的体式与方法。本文试将串讲经义的体式与方法归纳为传笺文字结合;对传笺的补充添加;尽量与经文文字对应,语气一致等。将串讲序义的体式与方法归纳为点明篇章主旨;点明诗歌排序问题;点明诗歌创作缘由;指出经序对应关系等。力图尽量反映《毛诗正义》串讲的面貌,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毛诗正义》的训解及唐代的诗经学。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尚书大传》的异名辨析

《尚书大传》是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征引较多的一种文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孔氏对此书的征引使用了很多异名,引起诸多混乱,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后人对《毛诗正义》的正确阅读和理解。通过分类归纳孔氏所引《尚书大传》12种异名进行分类归纳,进而对因此引起的混乱进行梳理和纠正。     

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重要的《毛诗》名物训诂之作,但至今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无法解决。本文以《齐民要术》、《经典释文》、《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此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文献为基础,探索这些引文之间的文本关系,以及文本编纂形态问题。诸文献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并非一书。《齐民要术》、《艺文类聚》等书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是经传笺疏合钞本,而“陆机《毛诗疏义》”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均为单疏本。“陆《疏》”辗转钞存于各种《毛诗》义疏、类书、农书等著作中,各种抄写系统相互影响,已经很难以“原始文本”的“考证期待”去辨析其文字了。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毛诗正义》通达训释诸例概述

在《诗》三百篇的训诂史上,唐初由孔颖达等人受敕撰定的《毛诗正义》,是《郑笺》以后魏晋以来的一部集大成的、杰出的代表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宋人着力于掊击毛、郑,破旧创新;清代学者又多忙于汉学与宋学之讨论,因此,由宋代以来直到今天,学术界对于唐人经学成就的研究和评价,相对来说便显得很不够。就以《毛诗正义》而言,从整理文献、研究训诂的角度观察,唐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巨大的,而且在     

略论钱锺书的以诗解《诗》

钱锺书《管锥编》读《毛诗正义》,是别具一格的以诗解《诗》的典范之作。本文主要探讨了钱锺书先生尊旧解而出新意的研究手段、设身诗境探幽发微和多诗合观及平行研究的方法。     

《毛诗正义》引《尔雅》考

本文就《毛诗正义》引用《尔雅》的情况予以考辨,以较其异同,观其流变,正其讹误,为人们阅读和比较研究提供以资参考的语料。《毛诗正义》共引用《尔雅》1477条,相同1218条,占总数的82.46%;相异259条,占总数的17.54%。相异的比例如此之大,表明流行到今天的通释语义专著《尔雅》,由于辗转传抄和翻刻,错误在所难免;而随文释义的传注《毛诗正义》,在征引文献方面,既有严格按照原书引用的,也有为了解经需要而化用《尔雅》原文以及阐释语境意义的,还有由于个人学术风格、缺乏严谨或校勘不精而误引的。因此,我们在阅读和使用这些文献时,既要尊从,也要鉴别,尽可能地还原其本来面目,以保证其科学性和准确性。     

初唐儒者的“诗人救世”思想

初唐宏儒孔颖达等在他们所编撰的《诗》学著作《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人救世说,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涵: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诗;第二,持人之行,使不失坠;第三,文刺前朝,意在当代;第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士自信的张扬,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的经学阐释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     

初唐儒者的"诗人救世"思想

初唐宏儒孔颖达等在他们所编撰的《诗》学著作《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人救世”说．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涵：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诗;第二,持人之行,使不失坠;第三,文刺前朝,意在当代;第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士自信的张扬,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的经学阐释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     

宋代学风变古中的《诗经》研究

一“《诗》有四家,《毛诗》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诗经》的研究到了宋代,的确出现了一个颇为热闹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标志之一是:有关《诗经》研究的论著骤然剧增。《汉书·艺文志》经部诗类14部416卷,《补续汉书艺文志》诗类13部,《隋书·经籍志》诗类(合亡佚书目)计76部683卷,《旧唐书·经籍志》诗类30部313卷,其中除孔颖达《毛诗正义》外,均属前代遗书。《新唐书·     

《管锥编》的训诂理论与实践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1979年)是一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对中国十部古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研究的侧重点是谈艺之道,但立足点是训诂,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疏通解释古代典籍文献是其基石,只有在训诂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进而纵谈艺术规律,这是易简之理。训诂学在清代     

经学中的文学因素——试析《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总结

《毛诗正义》虽属传统的解经范式，但其对《诗经》艺术表现特征的总结引人注目。在情志合一、直言非诗的理论基础上，它对《诗经》章法结构、用韵情况和赋比兴手法等做了系统深八的分析与总结。     

《毛诗序》作于毛亨考

据载毛亨曾作《毛诗故训传》。本文从外部经学背景与《序》、《传》内在关系两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发现《毛诗序》原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因而《毛诗序》的作者也应该是秦汉之际的毛亨。     

从《关雎》看诠释主体在经学诠释学中的意义

诠释主体的确定对意义的生成具有极重要的限定作用,在此层面上经学家对《关雎》的解读是非常完善的诠释。不论是《毛诗正义》还是《诗集传》,都将文本还原为有诠释主体的在场言说,由此说明了诠释主体问题在经学诠释学中的重要意义。     

论《毛诗正义》的“诗教”理论

《毛诗正义》广泛继承了先秦两汉的“诗教”思想,并对毛诗派的教化理论做了进一步的严密化和体系化。它将《诗经》视为以教化的积渐为主线、按教化展开的顺序精心编排的体现教化之道的书;认为《诗经》是教百姓“礼义”、传播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载体;揭示出诗教和乐教发生的机制就是“移人性情”,诗教、乐教归本于情教;诗教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性情中和、温柔敦厚。《毛诗正义》对“诗教”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引入了“性情说”,从形而上探讨了教化发生作用的根本原理,这也是理论体系深化的标志性成果。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生态世界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状况大致表现为:其一,《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其三,《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其四,《诗经》研究者中有不少人既是学者,又是老师,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传授给学生,文脉赓续,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其五,孔颖达主撰的《毛诗正义》,具有里程碑式的杰出《诗经》学成果.《诗经》所开创的现实精神与比兴艺术优良文学传统,直接滋养了唐诗“丰神情韵”的思想与艺术精神.     

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原因考略

汉代解《诗》者,最早有齐、鲁、韩三家,时称今文三家诗,其后毛诗转出,为古文毛诗。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大行天下。本文试从今古文之争、学术政治化和四家诗的融合、毛诗研究体系的系统化等诸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而探索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对于研究历代尤其是《诗经》汉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关于《毛诗大序》的重新解读

比较《毛诗大序》和《礼记·乐记》及《荀子·乐论》 ,《毛诗大序》与《礼记·乐记》相近 ,更多体现了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 ,而《荀子·乐论》则代表了国家主义集权思想的抬头 ,以往因为《毛诗大序》与《荀子·乐论》颇有文字重出者 ,谈论《毛诗大序》为代表的汉代《诗》教 ,经常是在《荀》儒 ,即战国末期儒家思想背景下 ,批评其限制情性的消极影响 ,对于其语辞的理解也就有所误读 ,现返回孔孟早期儒家之源头 ,《毛诗大序》人文主义的伟大意蕴 ,才得以拨云见日的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