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思想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在哲学上围绕着世事“变”或“不变”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思想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观,但由于各自经历的环境和接触的事物不同,在改良派内部,思想和变法维新的理论不完全一致。康有为从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三世说中找变法的理论武器,牵强附会地把变法维新说成是继承并发扬孔子托古改制之教。严复则不同,他曾留学西方,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进行过细心的观察和研究,攻读过大量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学说。这是康有为及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所远远不及的。因此他有条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作为自己宣传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     

张元济维新思想述评

张元济(1867-1959年)在戊戌期间,积极参加了戊戌变法活动,受到维新派的支持和帮助,得到支持变法的帝党派的信任和保荐,曾被光绪皇帝召见过。“微官幸得觐天颜,祖训常怀入告编,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随着百日维新运动的发展,张元济经过认真的思考,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和八月初三日,迭上封奏,阐述他的变法主张,总纲五条,细目四十项,“仰求宸衷独断”,“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根据张元济的封奏和其他资料,结合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言行,本文试图论述张元济的戊戌变法维新思想,以就教于史学界。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原因及矛盾

李锦全在《托古改制与变法维新》(《天府新论》1989年4期)中指出: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戊戌变法中,所用的“托古改制”方法是中国历史上诸多“托古改制”的承袭。康氏“托古”原因有二:①从世俗心理方面,只有“托古”才能取得人们的敬意和信赖;②变法维新面临形势严峻,想依托孔子这尊护法神“避祸”。李文还指出,康氏在“托古改制”上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并不相信这     

论“百日维新”

<正>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百日维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多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就其中三个问题,即“百日维新”出现的原因、光绪皇帝充当的角色及戊戌政变的性质,作一粗浅的探讨.一、不可忽视的偶然因素无论从新政的规模、改革的声势,还是从社会的震动来说,“百日维新”都堪称是1895—1898年间变法的高潮.它的出现,显然是有宏观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的历史条件的,如甲午战败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与外患同时并存的国家贫弱、社会动荡的状况,帝     

唐才常与《湘学报》、《湘报》

《湘学报》、《湘报》是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具有全国影响的两份重要报刊。唐才常作为这两份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对《湘学报》、《湘报》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由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创刊于1897年4月22日的《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作为以开化湖南风气,宣传维新变法为目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是近代湖南最早的新式报刊。唐才常任《湘学报》主编,同时兼任“史学”、“时务”和“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撰稿工作。唐才常借助这种新式宣传媒介,以笔为枪,大胆著文,大力鼓吹救亡,倡导变法,在当时的湖南思想界产…     

麦孟华的爱国活动

一麦孟华(1874-1915)字孺博,号蜕庵,笔名曼殊、先忧子、伤心人等,广东顺德人。1891年入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为草堂十大弟子之一,与草堂另一著名弟子潘之博并称草堂“二博”,又与梁启超长期共事,时有“梁、麦”之称。他一生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和保皇救国、君主立宪活动,凡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庚子勤王、立宪运动、开放党禁等重要历史事件,都有他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曾参与创办和经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报纸,是维新变法时期的一位重要宣传活…     

《孔子改制考》刊行百年

１９９８年是戊戌变法１００周年。为纪念康有为等维新变法革命志士,为推动社会新生而作出的丰功伟绩,本文就康有为本人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对１８９７年刊行的康有为为变法维新奠定理论基础和制造社会舆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并对康有为在此书中对孔子“托古改制”的论证进行了分析阐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三九○年——前三三八年)是我国历史上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新兴地主阶級的革新战士。商鞅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的卫国人,因而被称为卫鞅。后因在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有功,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又称之为商鞅。后来的法家学者将其著作编辑成册,名为《商君书》。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一书中有《商君列传》。公孙鞅“少好刑名之学”,年青时候就在崇尚法家的魏国宰相公孙痤那里研究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的著作及变法经驗,公孙痤认为鞅“有奇才”,临死前曾向魏惠王推荐过公孙鞅,希望由公孙鞅代替自     

变法模式与中国立法法

本文以全球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为背景 ,考察了“自发模式”与“变法模式”的不同历史轨迹与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梳理了近年来我国立法理论与实务的基本思路 ,指出审议中的《立法法》 (草案 )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未能涉及立法与市场的关系 (即立法或不立法 )这一根本性问题 ;忽视立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实体价值 ;在立法程序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方面仍有欠缺。作者据此提出 ,我国《立法法》的出台宁肯慢些 ,但要好些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赦令初探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司法文书中涉及颁行于长沙王纪年五年至九年之间的正月壬寅赦、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三次汉代的赦令。根据相关文书纪年来看,这三次赦令分别对应汉武帝元朔六年、元狩元年、元狩三年的“赦天下”。其中“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分别与《汉书·武帝纪》所载元狩元年四月赦天下、元狩三年五月赦天下相合,“正月壬寅赦”与元朔六年二月赦天下有一个月的差异,疑《汉书》记载有误。走马楼西汉简中关于因赦令而减免刑罚的司法文书,进一步彰显了赦令与复作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赦令在免除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方面的效力。     

子产变法舆论管理思想及实践研究

子产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针对变法舆论管理问题展开专门论证、集中阐述的政治家。他一方面尊重人们议政权且能包容负面舆论,另一方面既已认定变法利国就不顾反对声音和干扰一往无前。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子产舆论管理的实践方式和特点。子产的变法舆论管理思想及实践不仅是郑国变法成功的重要保障,而且对战国变法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变法舆论管理思想不足之处在于其无法准确地回答舆论如何被政治系统有效利用、怎样判断变法者的政治辨识能力高于舆论主体。这两个难题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思维框架下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几乎每次变法人们总要围绕舆论问题有所争论。     

论康有为《中庸注》立教改制思想

《中庸注》是康有为发挥今文经学中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以为其变法维新寻找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之一。《中庸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和发挥了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树立孔子的无上权威,把孔子塑造成有德有位之人;阐明孔教原于天而宜于人,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建立三世三统与变法维新的联系。康有为试图通过对《中庸》的阐释,以建立孔子、孔教与变法维新之间的有效联系。     

金“上古城”非“上京城”考

《金史》卷一○三《细石烈桓端传》：“贞柏三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四年]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知之。四月,复掠上古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原文中的“三月”、“四月”与贞相三年下文连书则误,应是四年三月万奴“侵婆速近境”,四月“复掠上古城。”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把“复掠上古城”的古字改为“京”,并云：“惊’原作‘古’。按本书卷一二二《温迪罕老儿传》,‘蒲鲜万奴攻L京’。又卷一二八《给石烈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今据改”。此为…     

“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论列宁的 《四月提纲》 及其有关著作的思想

“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论列宁的《四月提纲》及其有关著作的思想俞良早《四月提纲》，是列宁提出十月革命路线和方针的重要著作。研读《四月提纲》，是正确掌握列宁关于十月革命战略思想的钥匙，是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地位的必要途径。在...     

《国闻报》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

《国闻报》是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在津创办的维新报刊,其宗旨就是呼吁变法。百日维新期间《国闻报》曾紧随康梁,为其变法摇旗呐喊。戊戌政变发生后,《国闻报》呼吁变法的宗旨虽然一以贯之,但为了应对政变后复杂的时局,其报道策略与内容却几经调整。政变之初,为了免遭株连,《国闻报》及时与"康党"划清界限,并寄希望于慈禧太后继续新政。然而,随着清廷继续新政的承诺化为泡影,《国闻报》一改政变之初与"康党"划清界限的做法,对"康党"给予同情,并公然为"康党"辩护。《国闻报》的这一转向正是清廷政变后复旧、株连造成的恶果,而《国闻报》与清廷关系由合到离的转变也是当时诸多趋新士人与清廷关系的一个缩影。     

《野草》思想刍义

《野草》是鲁迅唯一的散文诗集,被他列为自己的五种创作之一。他从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花费一年半时间写成。而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以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他的思想从进化论转变为阶级论,他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世界观的变化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但这不能超越一个人所处的历史环境。象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曾有过多么美好的向往和艰难的探求。《野草》正是这种向往和探求的真实生动的写照。《野草》写在鲁迅思想发生急骤变化的时期。这同他在后期所写杂文一类作品比较,其思想意义并非一致。因此,我们既不能无视差别,把受到一定局限的这部作品过份抬高,也不能因为其中的差别,片面突出不足之处,贬低了这部作品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清政府对百日维新的检讨与反省:1898—19O1

1898年的变法维新运动,人们时常以为其失败的根源来自清政府顽固派的阻挠,确切地说来自西太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发动的政变。传统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它明显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本文就清政府在政变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对百日维新的检讨与反省作一考察,一方面试图说明维新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想澄清清政府尤其是西太后对百日维新的真实态度。     

武则天辨——兼批《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的御用班子梁效抛出一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四、五期)的反党文章。这篇黑文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代表作,也是“四人帮”伪造历史的黑标本。它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当前为了肃清“四人帮”在史学领域里的流毒,明辨是非,划清界限,批驳这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