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的人权属性

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冲击,是劳动权得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劳动权入宪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权理论的落实。劳动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受国际社会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是从劳动权形成来看,劳动权与人权所行使的轨迹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平行的,甚至在权利概念出现以后,劳动权也长期无人提起。劳动权具有人权属性应是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下提出的,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为劳动权的确立和保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劳动权论略

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其具有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属性而备受关注。作为一种标志劳动者人格独立、蕴涵劳动者利益的人权类型 ,劳动权诞生于职业劳动得以社会化、普遍化的资本主义时期 ,人权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 :人权种类和范围的扩充 ;人权保障力度的加强。前者属于人权宣言的范畴 ;后者是人权实现的内容。在法治时代 ,人权的宣言与保障都是法律的神圣使命     

劳动权的法社会学论析

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劳动权,具有生存、发展、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其实现有赖于劳动者的个体性努力、积极作为和国家、社会积极承担责任。劳动权应在宪法和国际法的层次上得到保障,在国内需要建立劳动权的可诉性制度。     

关于加强劳动者集体劳动权保护的法学思考

以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民主管理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权利体系是现代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享有与行使是保障劳动者个体劳动权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完善劳动者的四大集体劳动权利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     

人权证成中的问题与出路

人权证成中存在的问题在与错误地将人权赖以存在与实现的一些条件当作了人权的正当性所在。证成人权只能求诸于人的人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唯有从人的人性之中才能发现人权的真谛。证成人权要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并要树立起坚定的人权精神。     

家庭教育立法的正当性证成与基本框架设计

家庭教育在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未成年人道德水平下降、家长养育理念与技能落后反推家庭教育需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家庭与政府、社会、学校等外部关系.从家规到国法,家庭教育的公共性日益明显,中华民族家国文化的传承给予家庭教育立法可行性文化土壤.从政策到法律,家庭教育立法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地方九省家庭教育立法案的出台,为全国性立法奠定基础.基于家庭教育立法已证成其正当性,从法理基础、立法目的 、立法内容层面,制定家庭教育立法框架,以提高家长亲职教育能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     

教育与人权

教育与人权血肉相联、息息相关.教育是人们实现劳动权的关键,是公民政治素质的养成所,是人们享有文化权利的中介,受教育权也是一项举世公认的人权.因此,教育应把最大的关注点放到人的幸福和人权上而,为人们实现各项基本权利尽可能创造条件.那种只注重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作用的教育发展观,很容易导致把人当作国家强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单.纯工具,而忽视教育对人的终极关怀.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教育发展观必须从“国本位”向“民本位”转变.     

公用企业基本法立法的逻辑证成与基本结构

我国公用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存在政府和市场的定位失衡、改革目标异化和公用企业的治理困境等缺失,需要有效的制度予以规范。而现行公用企业立法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操作性和协调性,不足以作为公用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支撑。因此有必要以公用企业基本法为中心,重构我国公用企业规制立法体系。从理论基础、实践基础、政策和立法基础来看,公用企业基本法立法具有可行性。基本法应当基于公共利益的理念,设立政府责任的多元化、企业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性等三项规则。     

论当前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及其人权保障

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由于处于社会底层 ,微薄的收入使他 (她 )们脆弱得经不起生老病死的折磨 ,他 (她 )们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切实的实现 ;在当前社会条件下 ,主要表现在基本社会经济权利中的生存权、劳动权、平等权问题以及权益受侵害时的诉权问题。     

宪法视域下劳动权的研究范式与理论建构

劳动权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是宪法学上劳动问题研究的核心范畴。以劳动权为基点,可以从客体、主体、种类、性质、效力等维度,分别延展为劳动、劳动者、各类具体劳动权、劳动权保障等一套劳动问题理论框架。经过梳理后可以发现,宪法视域下劳动权的研究正在经历三重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以劳动法解释宪法到以宪法解释宪法;从照搬西方宪法理论到立足我国宪法规范;从单一的文义解释到多种解释方法并用。上述研究范式的变迁引领着宪法中劳动的概念拓展、公民与劳动者的外延界分、宪法劳动权的属性突破、劳动权保障的深入探索、劳动权谱系的细化延伸等,也为今后劳动权理论建构的推进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劳动权的界定

本文简要回顾了劳动权概念的历史演进轨迹,并对国内外几种主要的劳动权学说、观点进行了介绍和评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把劳动权概念界定为:劳动权是指劳动者个人或团体所享有的,以就业权、结社权(团结权)为核心的,因劳动而产生或与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各项权利的总称,是属于社会权范畴的一类权利.论文并对该定义的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     

论劳动权制度化

劳动权制度化主要表现为形成权利目标、界定权利概念、权利法定化和保障权利实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劳动权出现制度趋同现象。     

证成转向与多元社会的隐忧

伴随西方社会进入多元社会,以同质性为前提的同意理论与合法性的政治评价标准被学者们抛弃,"如何合法化一个国家"的问题被"如何证成一个国家"的问题所取代,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发生了一种证成转向。证成转向在形式上表现为用公共协商取代多数决定,其实质则是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权力再分配,即在多数掌握了强制权的条件下,因多元社会的形成而沦为少数的主流群体试图通过掌握话语权来抗衡多数,来继续维护其对社会的控制。就此而言,证成转向反映了西方主流群体对多元社会的一种忧惧,而这种忧惧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多元社会中究竟需要政治同化还是政治进化的问题。     

行政协商制度的合理性证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是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变革,在体现协商民主理念的同时,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吸纳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论证规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旨在证成将行政协商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等行政程序中的合理性,由此建立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理性交往的桥梁,实现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论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及其保障

目前我国存在着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 ,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主要是生存权、劳动权、平等权。笔者认为 ,国家应从下述方面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权 ;构建就业援助法律体系 ,保障弱势群体的劳动权 ;立法上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加强对基本人权的具体界定和保障 ;贯彻落实法律援助制度 ,保障弱势群体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     

无违法性认识减轻处罚之证成

“不知法不免责”与“不知法不为罪”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能采取单一的非此即彼的方法加以消解,完全考虑或者完全不考虑都会导致紧张关系的加剧。综合权衡法律权威与公众意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后,在厘清违法性认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刑法外部和内部均能证明对无违法性认识的行为人予以减轻处罚的合理性。在司法实务中,可以尝试对空白罪状的法定犯、前行为合法而后行为无违法性认识的法定犯、无行业知法义务的法定犯、因生活环境突然变换无违法性认识的法定犯以及因存在违法性继承而无违法性认识的法定犯减轻处罚。     

论人权保障的基本路径

由于历史、文化不同,政治思想和经济状况各异,各国对人权的理解与保障是有差异的,从来没有建立起被各国接受的人权保障的统一标准。考察人类为实现人权所进行的斗争的历史及各个国家人权保障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人权保障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有一些应共同遵循的基本的保障路径即人权立法、人权司法化、建立法律统治、限制权力、建立人权救济机制。     

农民工劳动权保护之法理分析

农民工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本文认为,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是人权的内在要求;是遵守国际劳工标准的迫切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的法理原则应包括法律平等保护与法律特殊保护原则。     

论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主体观

人权以其普遍性区别于特权。人权的普遍性首先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普遍性,更要求人权理论揭示存在殊异的人权主体各自的独特性,承认并尊重其对人权的特殊和特定要求。自由主义的人权主体被塑造为理性的、抽象的精英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体系,这样的人权体系使大量真实的人受到形而上学的人的压迫。20世纪人权主体向真实的具体的经验的人的转型,带来了人权内容的扩张和人权体系的重构。历史上的人权主体经历了形式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人权的正当性要求着人权主体继续进行实质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也即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演变。能与普遍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人相契合的人权才能真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才称得上是普遍人权。     

论劳动权保障中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能够为公众所亲身感受和体会并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利益.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不仅侵害了直接劳动者的权益,而且对国家经济秩序、社会公共利益也造成了危害.因此,树立劳动公益诉讼理念,建立劳动权保障公益诉讼机制,符合劳动公益保护的内在需求,是解决我国目前日益突出的劳工问题的理想选择和最佳司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