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现代德治的几个理论问题

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由自上而下的"统治"转变为基于民主、平等的"自治",这就决定了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的本质差别.现代德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治"或"德治",而是基于法治的"善治",它是一种治国手段,而不是一种政治理想;它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     

论法治的条件——从古今中国法律环境的比较探讨法治社会

法治是一种比人治更好的治国方略,法治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思想等外部条件和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意识等内部条件的综合产物。我国古代及解放初,盛行人治而未形成法治社会,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具备法治的内外条件。如今我国正在向法治化道路迈进,但法治化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认识法治社会的内外条件,致力于法治社会内外条件的建设,对构建法治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论法治的条件——从古今中国法律环境的比较探讨法治社会

法治是一种比人治更好的治国方略,法治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思想等外部条件和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意识等内部条件的综合产物.我国古代及解放初,盛行人治而未形成法治社会,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具备法治的内外条件.如今我国正在向法治化道路迈进,但法治化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认识法治社会的内外条件,致力于法治社会内外条件的建设,对构建法治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正确认识法治中党的领导作用

法治就是运用法、法律制度这样的实体工具,来管理社会和治理国家的原则。纵观历史,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在西方国家中,古希腊就有法治与人洽之争。亚里斯多德主张法治,认为不凭感情用事的统治者比凭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而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相反,柏拉图主张人治,在他的对话集中指出,除非哲学家充任国王,国家就永远不会摆脱灾难而得到安宁。中国古代也有法治与人治之争,但都以人治主义为前提,所不同的只是是否重视法的作用而     

柏拉图人治论与法治论矛盾之根源

柏拉图是卓越的法哲学家，他一生试图解开扑朔迷离的社会政治之迷，澄清法律的本质，但其思路和理论并非一贯如一，中年《理想国》提出以正义论为基础的人治论，晚年与此截然有别，提倡法治论。这种转向是由于（１）对希腊社会现实的反思；（２）批判智者，重建法律的合法性价值基础；（３）哲学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而实现了视界融合和转换     

东西方基于人性善恶选择治理制度的比较

本文通过分析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对人性的不同认知,解读东西方社会对治国模式的不同制度设计。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法治＂的制度安排,而东方社会基于＂人性善＂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了＂人治＂的治国安排。本文通过论证＂法治＂与＂人治＂的不同渊源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和＂人治＂是殊途同归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当代社会＂,法治＂是更具理性与稳定性的制度安排,是和谐、繁荣的必由之路。     

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

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治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在于其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人治的特性,如明确性、可预期性、科学性、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因此,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论韩非的人治思想

从韩非关于法的产生(君主个人立法)、运行过程(君主逍遥法外)和法治的目的(巩固君主个人权力)来看,他的“法治”论就是君主个人独裁专制论,是地道的人治思想;势,作为权力,在推行政令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势本身并不是法,不化成法令条文、且又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正好是法治的对立物;韩非的“势”就是法治的这种对立物;韩非以权谋诡诈为中心的“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没有任何规矩尺度可以范围,所以它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牴牾。因此,从整体看,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其重心仍是一种人治思想。加之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学派也是以人治思想为主(与法家人治思想有所不同),达就是中国缺乏法治传统的思想根源。     

在理性有限与法治价值之间——以民事举证责任制度设立之法理念为视角的实证分析

民事举证责任制度是为弥合理性有限和法的整体性之间的非连续性而设置的一种特殊制度。这种制度是人为追求社会的法治状态所作的一种价值选择。而民事案件中的真伪不明状态在法的自身实践过程中却出现悖论。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法治 ,源于人的感性生命的需要。传统中国儒家否定了人的感性生命的合理性 ,因此法治无由产生。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人治社会逐渐转变到了现代法治社会。由于法治在现代社会己受到相当重视和强调 ,本文对比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强调法治何以在西方能够落实而在传统中国却不能的原因。本文认为 :法治的落实 ,必须以人的智性心的开发为前提和基础 ,这是传统西方的经验。传统中国 ,以道德涵摄一切 ,因此智性心开发不出 ,法治无由产生。     

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而实现手段之一就是法治。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根本性的问题,它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塑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精神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和谐社会蕴含法治价值,二者在本质上契合,因此,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法治与德治的双轨建构

法与道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两类行为规范 ,二者的关系历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探讨不衰、争论不休的法理学问题。从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 ,到西方三大法学派的观点演变 ,二者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作为同属社会调控系统子要素的法律与道德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作为治国方略 ,既要坚持以依法治国为主导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又要坚持以以德治国为基奠 ,深入强化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合理的双轨建构使其功能达到最优化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也是党和国家在新世纪提出的基本治国方略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即为其实现的必要途径。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

有学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法治应当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价值,而不适于考虑实体要求。虽然在一些国家范围内法治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宏观来看,法治并不应仅限于形式领域,更应当有正义的追求,“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而就国际法自身而言,国际法体系尚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法律状态,不适于仅仅考虑形式,而必须同时强调良法和善治。因国际法不成体系,故追求形式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国际法的程序不足,故树立形式法治也近于无本之木|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使缺乏实体法价值的形式法治容易误入歧途。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法治的倡导应当将良法和善治结合在一起讨论。     

论和谐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和谐法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中的和谐理念体现在法治建设中就是和谐法治的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法治的保障,和谐法治的实现也需要和谐社会作为基础。本文试从对和谐社会与和谐法治的理解出发,阐述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