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微更新的项目制：性质范畴、类型机制与优化路径

作为社区成长方式之一的社区微更新,在实践中取得项目制治理形态时,或隐或显地呈现出合作生产的样态。这是一种新治理取向,虽颇有成效,但亦问题频仍。从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交互及利益交汇的治理理论内涵设定看,散布于城市社区的微更新,以项目制方式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重逻辑,但镶嵌其中的权力、资本与权利之间的持续张力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有效消弭。从“社区微更新何以有效达成”的务实理解出发,持续强化社区合作治理,需要激发社区各类主体合作治理的自主性,寻求“最大公约数”,即以对社区微更新项目制的新认知、新规则、新参与、新借鉴与新监管为基本路径,引导对项目制治理逻辑的新调谐。     

“开放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有关理论,具体研究美国"开放政府"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公众专利评审"项目,从项目产生的现实背景、项目的运作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并进一步总结出在开放公共数据情境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规律,即有效激励与多元协调。中国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即开放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分布实施。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应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实现由社会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多元治理",改善政府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互动结果直接关系到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政府与市场的认识由最初的国家高度主导、借用市场形式的管制经济阶段到打破计划与市场完全对立的二元格局,最后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新局面。通过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包含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现代化治理新格局,着力完善经济治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加强政府与市场的法治化保障等基本经验。新阶段,通过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和实践轨迹,总结继续探索政府和市场良性关系的基本经验,从而深刻认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的内在逻辑,为继续探索良性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奠定现实基础。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实践、面临挑战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双重公共物品属性,污染物来源具有多样性,治理过程复杂,参与治理主体多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探索构建技术与经济耦合、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各类主体之间合作共治的农业面源污染多元共管共治体系,需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要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特点、污染物性质以及不同治理环节设计全要素、全环节的政府支持政策,要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完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市场机制。     

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改革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指的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或团体、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资源分配、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是对"多中心治理"的超越,是在治理过程中注入了民主的元素,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与治理的结合.参与式治理有一个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的演变轨迹.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转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使之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互动协作.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层面入手,转变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政府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改革.     

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主体定位研究——基于市场化指数模型的定量分析

基于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特殊性,构建了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市场化指数模型,并采用德尔菲法对市场化指数模型各指标值进行科学赋值,最后依据市场化指数值的大小,对八大类农业物质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主体进行定位,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包括农业机械化、农产品仓储设施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三大类建设项目;市场化程度一般的项目包括中小型农田水利、农村信息服务和农村道路等三大类建设项目;市场化程度低的项目包括农村电力和大江大河治理二大类建设项目。由此提出如下结论:企业、农户等私人部门应是市场化程度较高项目的投资主体;政府应该是市场化程度一般的项目的主要投资主体应,同时私人部门也可参与投资;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项目,投资主体应是政府。     

从博弈走向共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多元协同治理——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为例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随着优化农业经营体系的进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崛起,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多中心供给格局逐渐形成。对标公共行政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在政府作为公共治理核心和主导的“元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以基层政府为平台,整合多方力量的“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能够有效促推乡村振兴发展。     

农业基础设施适应性供给的现实约束与赋能探索

近年来，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和农村新业态等的出现，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多适应性供给要求。但实践中，由于存在利益相关者间的经济摩擦、空间优化机制不健全、市场参与主体动力和能力不足等状况，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供给表现出空间布局调整和优化困难、与需求不匹配以及数字化转型升级缓慢等现实约束。为此，应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制度创新、价值治理和政策支持来赋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系统。一要通过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创新，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协调农户上的作用；二要纠偏基层干部考核标准，从官员短期政绩偏好转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实际需求，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三要促进数字农业基础设施研发企业上下游的资源整合，形成数字产业链市场与农业发展间的精准对接，最终提高设施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增强设施面对各种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多主体博弈分析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是一个多主体合作参与的系统性工程,各主体具有不尽相同的支付能力、比较优势和受益范围,这就决定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相通但又有所区别的利益。通过分析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正规就业者、市场与非正规就业者三种不同情境下主体间的博弈过程,发掘出了影响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主要因素,得到"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培训路径。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阻滞因素与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动员:政府、市场与共意

在精准扶贫中,社会动员是促进农户参与的有效方法。社会动员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做到主体和客体相结合、动员和参与相结合。在精准扶贫中,政府通过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并对农户进行产业补贴激励农户加入市场,促进了农户和市场达成合作关系,增进了农户的参与力度。政府、市场与农户关系的结构性转变使农户对精准扶贫产生认同感,从而使政府和农户二者之间达成"共意"。     

营商环境优化中基层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运作逻辑——基于湖北省C街道“联企服务”的案例研究

基层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是实现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基于赋能理论与湖北省C街道“联企服务”实践案例,提出一个“组织赋能”的分析框架,即基层政府通过组织供给与制度配套,凭借个体能力培育的组织优势来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最终赋能营商环境建设。研究发现：“组织赋能”框架下,基层政府“有为”边界在于组织支撑与主体责任界定下的权力规范,“有为”保障基于共享平台与资源集成匹配下的资源统筹,“有为”动力在于能力培育与正向强化机制下的目标激励。“组织赋能”依托组织优势发挥来提升政府“有为”,从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     

农村环境治理的中国语境与中国道路

农村环境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能否有效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不仅关系着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生活需要,也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推进和实现,更关系着农村社会稳定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一部分建制村的垃圾处理、厕所改造等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但农村环境治理也存在着治理目标不全面、治理主体不丰富、治理载体不匹配以及治理机制不健全诸多现实困境。新时代农村环境治理新实践应着眼于以下几点的建设和发展,即治理目标均衡化:生活污染、农业污染和工业污染都得到有效治理;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主导、企业引领、农民主体、村委协调、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协同参与;治理载体协同化:树立经济与农村环境协调发展的执政理念,健全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法规,强化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支撑;治理机制有效化:构建政府、企业、农民、村委、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合作治理农村环境的有效推进机制。     

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联结导向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不同联结导向及其差异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探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研究揭示了4种不同的联结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类型A（能力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强调市场机制在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中的作用； 类型B（能力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通过政策扶持和环境优化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 类型C（权利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侧重于市场化方式激活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红利，保障小农户生计权利；类型D（权利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则采用行政主导方式强化小农户生计权利保障。同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以巩固拓展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效为契机，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联结过程中的作用，优化合作经营与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制度体系。但是，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必须有效防范因生计能力不足和生计权利缺失导致的经营效能低下及其衍生风险。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论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服务型政府即政府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引进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形成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机制,以实现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为了有效地提供优质、公正和充足的公共服务,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惟一主体.公共服务主体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网络,政府必须与非营利组织、社区、民众和私人部门一起来共同治理,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构建充满竞争和活力的公共服务体系.     

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基层政府治理与新农村建设

在农村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其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由于公共权力的特殊属性以及参与各方的普遍"经济人"行为,使得基层政府治理中每一个信息源都有着隐瞒自己所拥有信息的冲动,从而导致政治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市场的多重双向的特点.这一信息落差使参与各方处于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进而使得基层政府治理中呈现主体行为保守,成果显现低效等"柠檬市场"的特征.     

村社本位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与绩效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鹅镇的经验表明,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的重要机制,该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这一模式的实践运作依托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引导,即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风险防控等方式引导村社集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二是村社集体统筹,即统合分散土地以实现整体流转,从而统筹协调农业规模经营实践;三是农民自主参与,即农民自主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民主协商地租价格,与农业经营主体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该模式下,农业经营规模适度且经济效益较高,农业经营的社会效应溢出,农业经营的村庄治理效应较为显著。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注重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以促进农业与农民福利、村庄社会同步发展。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