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严"后的台湾新诗理论批评

台湾社会由于政治的原因,诗坛的"大中国诗观"与彻底本土化的路线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影响和分散了诗论家研究的精力.再加上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的背景,这使台湾有经典意义的诗学专著和诗评流派的诞生增加了重重困难.因此,它距出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理论大师的时代仍然十分遥远.     

"四象"的兴衰:一个江南市镇经济在近代的际遇与命运

本文认为以往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偏于宏观而对基层尤其市镇经济变迁的研究则相对就少了.这个研究试图通过对一个江南市镇--浙江湖州市南浔镇--经济在近代的变化,反映出中国江南乡村经济近代化的一些信息与轨迹.文章主要分析南浔的富商即"四象"在南浔近代经济变化与发展的角色.主要结论是:该市镇的经济在近代的变化表明,一方面传统商业性江南市镇在近代的兴衰与丝绸的生产和贸易密切相关,而这时的贸易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了,另一方面近代工业也开始在市镇产生与发展,打下了现代意义的经济结构之初步基础.     

"三通"是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突破口

现在应该是"两岸共同市场"从"坐而言"进入"起而行"的时机,变革与创新两岸经济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方式,首先必须破除两地往来的障碍与壁垒,其关键就是两岸直接、双向、全面"三通"的完全实现.两岸贸易链的建构、台商在大陆布局、台湾融入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显示"三通"是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突破口.     

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状况与"殖民地近代性"

自1895年日本将台湾纳入殖民体系下至1945年台湾光复的50年中,台湾社会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认同等多方面的变化和矛盾.而在此期间,台湾亦逐渐呈现出近代化的特征.本文借助"殖民地近代性"的概念,从文化转变、教育政策、原住民生活、殖民地建设等方面来看待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社会一隅,尝试发现后殖民理论在民间社会运用的可能性,提示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除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二元对立之外的另一种叙述方式,并注意到殖民地社会的复杂性,同时提示与试图纠正一些对殖民地经验的误用.     

论人力资本的社会功能

人力资本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素,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内生性要素。当我们将研究视野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发展领域时就会发现人力资本的社会和人文价值。由人力资本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人力资本在社会发展中具有要素、效率、均平和稳定四项基本功能。我们对人力资本意义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其经济价值上,而应该扩展到其社会价值:投资于人即赋权于民,投资于人即蕴富与民,投资于人即泽福于民。     

民族均衡:民族互助的践行方式

均衡在社会学意义上指社会结构及其构成要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保持均势与平衡.民族均衡则是以社会资源的相对平均化谋求民族关系的动态平衡,亦即由国家将东部所拥有的公共资源,适当补偿西部和西部少数民族.这实际上是国家抑制民族差距的策略,也是民族互助的践行方式.民族均衡之必要性在于东西部差距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加剧,而口号式的民族互助无力克服这一问题.采用民族均衡,要在民族间公共权利、经济利益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中,使西部和西部少数民族更多获益.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

贡德·弗兰克与彭慕兰通过对明清时期西方白银流入东方过程的描述试图说明,直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这一观点对于打破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是有益的,它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虽然扩大了中国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白银加快了中国经济之轮的转速,却未能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反而使整个社会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弗兰克与彭慕兰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出了一个新神话,即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     

20世纪50年代的日台贸易格局及其影响

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日本与台湾的双边经贸关系历来密切。日据台湾长达50年之久,长期以来形成了"日本工业,台湾农业"的日台贸易格局。同样处于经济恢复阶段的台湾和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贸易关系主要呈现两大特点∶"日本工业,台湾农业"的贸易模式依然存在;台湾对日本贸易逆差开始出现并有逐步增大的趋势。这两大特点对此后日台贸易关系以及台湾经济的整体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及适用性分析

自古典贸易理论以来,技术差距、要素禀赋差异、人力资本差异以及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相继被认为是影响贸易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会因市场结构、产业部门、产品生命周期的差异而不同.贸易结构的变化,可依赖国内要素积累,由低级向高级结构成长,也可通过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来优化.     

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实践

各文明体系中社会要素的生长积累具有同步性,但社会要素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联系社会要素和社会形态的中介环节,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各种社会要素才能被汇集为一种"力",从而推动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国明代在社会要素的积累方面与西方相近,却没有像西方那样转入近现代社会,这一现象只能从社会形式即关系结构中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而真正迈入现代化进程.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两课”“三进”探索

“两课”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三进”是“两课”的根本要求和归宿。如何卓有成效地使正确理论“三进” ,是关系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人才的大问题。多年来“两课”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 ,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坚持“三进”重在“入脑”、教学内容务求科学、方法手段贵在创新、师资素质与时俱进的改进思路。得出结论 ,为了实现“三进” ,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价值取向由传授知识到转变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教育理念由教师中心到以学生为本的根本性转变 ;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灌输式到研究式学习的转变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     

“科学”性与“起点”说——“回到鲁迅”的启蒙内涵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其科学性内涵在于表现出了一种"回到起点"的思想自觉。鲁迅的"起点"思想意味着"回到鲁迅"的本质问题在于"回到自己",其价值不在于创造一种"目标"或"范本"的偶像意义,而在于具备一种"做梯子"或"踏脚"的启示意义。以鲁迅为起点,就是鲁迅研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