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责任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 ,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负担是刑事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由于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及犯罪本身的复杂性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司法证明的需要 ,或基于诉讼效率及诉讼经济的考虑 ,在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之外 ,还存在被告负担举证责任的情况。被告的举证责任不是证明其有罪或无罪的责任 ,而是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     

法律适用错误基本问题研究:以审判环节为中心

法律适用错误,是与刑事司法中事实认定错误相并列的另一类导致错案的原因。法律适用错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中都会存在且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当前理论研究在选择错案样本和划分错案类型时大多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方面,对法律适用问题关注较少甚至付诸阙如,以致刑事错案类型缺失和界限模糊。深入研究刑事司法中的法律适用错误,对揭示刑事司法的内在规律,完善刑事诉讼理论,防范刑事错案的发生,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推定技术在环境犯罪中的运用

环境犯罪由于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在主观心态、因果关系以及危害结果的证明上存在诸多难题,对传统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环境犯罪证明的疑难点中引入推定技术,可以克服传统证明模式的不足,通过转移举证责任,以此减轻检察机关的诉讼负担,提高打击环境犯罪的效率。     

法院功能的异化与刑事上诉制度

法院参与刑事诉讼的重要目的在于以中立的身份发挥定纷止争的功能,并在需要的时候通过刑事上诉程序发挥法律解释、司法造法、司法决策等功能。只有在法官中立、控审分离的情况下,刑事被告人才有可能在上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救济。但在中国,司法权被异化为惩罚犯罪的一种工具,刑事诉讼的本质就是公检法三机关代表国家惩罚犯罪的一种专门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刑事上诉制度不是发挥救济的功能,而是起到了补充惩罚犯罪的功能。我国刑事上诉制度的完善在逻辑上需要实现裁判权的回归。但在司法工具论语境中,要想恢复法院的本来面目,剔除一些强加在法院头上的本来与司法裁判不相匹配的功能,使法院从惩罚犯罪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     

论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效率原则

诉讼效率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应当体现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效率原则有不同的内容体现,对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有不同的要求。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是推进刑事诉讼程序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权力自由度的扩大、程序控制性职权和程序过滤性职权的强化是效率原则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主要体现。     

鼓励涉嫌犯罪者合作与提升刑事追诉效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7条的启示

公正与效率的紧张关系决定了对刑事司法公正价值的追求难免减损司法的效率.作为协调公正与效率冲突,在坚持公正价值的前提下提升刑事司法效率价值的对策之一,便是将鼓励涉嫌犯罪者与追诉机关合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7条规定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未来我国刑事诉讼的修改应当在鼓励涉嫌犯罪者与刑事执法机关合作方面作出务实有效的规定,以达到有效追诉犯罪之目的.     

论中国跨法域刑事犯罪的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

在一国内部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 ,虽然并不需要过多地考虑主权因素 ,但是 ,由于各个法域都有自己独立的刑事立法体系和刑事司法体系 ,事实上 ,它们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刑事管辖权和刑事诉讼管辖权的划分与交错问题。因此 ,在研究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时 ,有必要对各个法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和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问题加以探讨。鉴于刑事诉讼管辖权相对于刑事管辖权而言是处于辅助的地位 ,并且刑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的解决以刑事管辖权的确定为基础 ,以下主要就中国各法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进行研讨。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6条规定 :“…     

论刑事推定在犯罪所得没收中的适用——兼议我国犯罪所得没收制度的完善

在犯罪所得没收的司法实践中,犯罪所得的形态不断变化且随时处于流转中,这些情况增加了证明和判断哪些财产属于犯罪所得的难度。一些国家的国内法和一些国际公约将刑事推定制度引入到犯罪所得没收中,用来判断犯罪人是否从犯罪中获得利益以及所获利益的数额和范围。当然,鉴于刑事推定的风险,其在犯罪所得没收中的适用需要遵循一定的条件。因此,我国可在刑事没收中建立有别于犯罪人定罪的刑事没收的证明体系,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重心放在甄别有关财产是否来源于犯罪所得的问题上,并引入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对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重新思考

举证责任作为刑事诉讼证明理论的基本问题，在其概念及承担等问题上颇有争议。举证责任的概念只有在与证明责任关系的比较中才能得以明确。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中一方或双方依法对各自主张的事实承担的提出证据的法律义务，当案情最终真伪不明时，负举证责任的一方需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举证责任是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的统一，它与一定的诉讼地位、事实主张及审判后果紧密相连。举证责任应由控诉方承担，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不负举证责任；原则上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但法律特别规定的除外；自诉人的诉讼代理人及辩护人应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每个举证责任的主体都必须同时具有举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由此达到诉讼效率与公正的统一。     

刑事举证责任的理性思考

刑事诉讼举证责任是刑事证据法学的重要内容 ,它与无罪推定原则紧密相联。本文认为举证责任应为一种败诉风险负担 ,应把它与提出证据的责任相区别 ,以理清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的证据责任问题。     

网络犯罪的理论与立法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在刑法上属于特殊类型的犯罪。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对网络犯罪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关注。在理论和立法上,概括了网络犯罪概念的各种学说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界定网络犯罪的见解;在犯罪构成上,论述了网络犯罪客体的复杂性、行为方式的独特性、犯罪主体的智能型和主观罪过的预见性,提出了完善立法的意见;在刑事处罚上,提出了我国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处罚规定存在的缺陷以及立法建议。     

我国环境犯罪归责原则探讨

我国传统的刑法犯罪理论,罪过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其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罪与非罪、以及量刑轻重意义重大。但环境犯罪主观方面具有不同于普通犯罪的复杂情况,司法实务中认定和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十分困难。因此,应该在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和犯罪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础上,采用过错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     

妨害司法罪与共犯

有关伪证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由于被告人本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不能成为证人,因此,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同样,有关窝藏、包庇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也认为,犯罪人本人不能成为该罚的犯罪主体。但是,犯罪人本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或要求帮助窝藏、包庇时,作为教唆犯能否成为处罚的对象,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则有激烈的争论。另外,由于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的刑法有近亲属藏匿、包庇犯罪人不构成窝藏、包庇罪的特别规定,因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研究

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来,司法实务界一直致力于准确理解其规定并加以适用。理论界需要正视信用卡产业自身的迅猛、粗放型发展过程中内含的机制性瑕疵和司法实务界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简单化处理的倾向。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争议性项目需要加以界定、探讨,如“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银行催收要求”、“持卡人认定”等问题,努力达到一种既符合金融信贷业发展规律又与刑法精神相契合的解读,并提出一种民事与刑事法律法规合力互动的“民刑应对机制”的设想。     

刑法信仰的建构

刑法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应重视立法决策及科学化,保障立法结果的合法正当。重视隐形刑法及其司法环境的权力规训这一治理议题,以刑法学体系即罪责刑关系与罪责刑均衡重构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倡导通过互助与合作达致刑法信任,维护刑法学通说的地位,兼顾刑法哲理与刑法诠释。     

论经济犯罪的刑事诉讼治理

经济犯罪是犯罪领域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犯罪已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心。在法治发达国家,把经济犯罪作为一种轻罪,并在刑事诉讼中设置了特别程序和措施。我国治理经济犯罪起步较晚,尚未建立系统、有效的刑事诉讼治理模式。借鉴域外治理经济犯罪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在侦查程序、审判程序中,设置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是治理经济犯罪的有效措施。     

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取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犯罪的方式和种类日益增多,犯罪技巧及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的能力也日益增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取证”作为一种特殊执法手段便应运而生,且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但由于诱惑性执法手段的滥用或禾适当使用,易导致本无违法意图或倾向的公民犯法。因此,对于“诱惑取证”应从程序上进行严格控制,对其适用主体、适用范围等都作出严格的限制。“诱惑取证”一旦被滥用,即构成“钓鱼执法”,此即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论罪刑法定视野下的“轻重”刑事政策

"轻重"刑事政策是是基于对特定法益保护的要求而对符合一定条件的重罪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和体现,实行这一政策也有助于起到特殊预防的目的,能更好的保护法益.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考虑,轻重刑事政策应该实现法定化,在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下来.就绑架罪而言,应该一方面降低绑架罪的起刑点,以求取得罪与罪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从保护被绑架人的生命安全出发,设定对主动或者应要求释放人质的行为减轻或者免予处罚条款,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反思

通过梳理我国关于食品安全刑事法律规范、国家机关有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文件、立法实践活动,提炼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化、重刑化的刑事立法政策.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在定罪政策与制刑政策方面的缺陷,进而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政策应然方向进行了展望.希望最终做到: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基本导向,注重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坚持特定时期的犯罪化、重刑化,并以非犯罪化、轻刑化为最终的发展目标.     

浅谈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与构想

随着近年来刑事被害人学研究的兴起,各国日益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心由保护被告人权利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加强了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与权利享有不相称的尴尬局面,因而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