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新文化运动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战之一,对胡适与李大钊在此次论战中的研究也都侧重于谈他们的分歧。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胡适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并力求对之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五四”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实践

“五四”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实践张良友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五四运动时期，那些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能不带有空想的色彩。...     

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兼评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

“五四”启蒙之所以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当时从西方输入了众多的新思潮、新学理;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派。实用主义是由胡适直接从美国输入的,他称之为“实验主义”.所以评价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的关系,是纪念“五四”70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总的层面上来说,胡适在当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从具体层面来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试论五四时期胡适在哲学思想界的影响

试论五四时期胡适在哲学思想界的影响胡明１９１９年２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陈出新开创风气的一个大动作，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部书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干，以北京大学开课的讲义增...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范耀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人们一般是将它作为绝对对立的状态论述的。挑起论争的胡适更是被认为“思想荒谬,态度横蛮,理由薄弱,逻辑不通”;甚或认为他“流毒最广”,是“最狡猾的敌人”;“投入到...     

“五四”时期胡适的伦理思想述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在反对旧思想、批判旧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撰写了《贞操问题》、《易卜生主义》、《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等若干论著,阐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和青年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整理和发扬近代伦理思想传统,全面地总结近代伦理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认真研究“五四”时期胡适的伦理思想是不无意义的。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这场争论被史学界视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间的斗争。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却又否认它是一场"政治论战",认为只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然而,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呢？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去寻求答案。一、为什么说是一场政治论战应该讲,单纯将这场争论看作是以李大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     

王统照“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

在新文学运动的萌生、发展中,文艺阵地上曾出现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提出了多种文学革命主张。由于这些文学革命论者所代表的阶级倾向,所持的思想方法和文学理论修养不同,因而他们的文学主张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也有明显差别。胡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初期所起的历史作用,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主张,以及茅盾等人“为人生”的文学思想的进步意义,已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评“五四”前后胡适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我们对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后胡适的思想,也应持这种态度。一方面要把他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看他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中起了什么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他的反动性,这就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用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来阻碍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反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本文就这两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论胡适“五四”时期的倡“通变”

一、通变观———文学革命速胜的重要“武器”胡适等新文学先驱在倡导文学革命时,是做好了持久作战的心理准备的。尽管他们对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抱必胜的信念,但在衡量了新旧文学的力量对比后,都一致认为,“废文言用白话……非一蹴可几”,①“预...     

休谟问题评析——兼评“归纳问题”与“因果问题”之争

在哲学史上，对休谟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即把休谟问题理解为因果问题或归纳问题。本文重新审视休谟问题提出的论证过程，特别通过对休谟关于因果推理的附加条件的细致分析，表明对休谟问题的这两种理解是从不同的侧面看待休谟问题，二者密切相关但却不能相互代替。     

胡适“问题与主义”刍议

胡适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过突出贡献。“五四”运动以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此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开始逐渐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胡适接连就西方的“主义”与中国的“问题”,写了三篇文章,表明自己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兴起的新思潮的不同看法。文章写于“五四”运动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良莠难分。这时期的胡适,一方面还是一个抱着救国救民愿望的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斗士;另一方面他思想上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崇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处在逐步向资产阶级右翼转化的过程中。因此,“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控制权之争与公司治理机制——兼评“通胜之争”

公司治理机制所要解决的是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造成的“代理人问题”。西方国家在公司实践中发展了一些保障所有者利益、减少股东由于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而蒙受损失的治理机制。主要的有公司收购与征求委托书制度等。其中,征求委托书制度使得公司治理结构由于利益多元化的股东之间的博弈而更有效率、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大为提高。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的文言与白话之争

通过对“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之争的论述 ,探讨这一文学论争的历史根源及其特点 ,提出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     

开元时期宰相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兼评文学与吏治之争

开元时期宰相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为姚宋时期、二张时期、李牛时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则依次为经济发展时期、文化建设时期和制度实践时期.整个天宝时期只能属于制度实践时期.开元天宝年间始终不存在所谓"文学与吏治之争".     

五四时期“职教救国”思想新评

五四时期,职教社提出了“职业教育救国”的思想。它的内涵是动员社会力量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和社会生产力相结合,使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以促进反帝反封建的工作。这些思想都有明显的进步作用。     

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