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其对策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解决此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影响着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建立强制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同时完善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及其评价

基于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2012年刑事诉讼法从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强制证人出庭措施、证人保护、证人补偿和警察出庭作证等方面,对1997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基本上建立起了体系较为完备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但从有关证人出庭的各项具体规定来看,仍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会对司法实践产生消极影响,从而消弭修正案在提高证人出庭率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因此,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必要.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为研究对象,根据国内外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中国民事审判工作现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的传唤制度和询问制度.中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为:作证率低,书面证言适用普遍,证人拒证、伪证相当普遍.现行有关证人作证立法上的缺陷,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根本原因.要完善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必须建立证人适格制度、证人拒证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证人宣誓制度、建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变通制度、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以及建立完整的证人权益保障制度等.     

刑事诉讼中证人权利探析

证人权利是确保证人履行义务的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的程序性权利,而对于实体性权利却涉及很少,这是导致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解决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难题,必须明确证人的权利及保障。     

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分析

刑事审判中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问题比较严重。为了改变证人出庭作证变化的状况 ,必须从证人心理入手 ,改变其消极心理 ;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出庭制度 ;从司法上改变司法工作者的观念。     

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立法对策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已严重影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 ,为此 ,本文从证人、司法实践、立法现状三个角度分析了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我国证人拒不出庭作证问题的若干立法对策     

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原理及立法对策

在我国刑事诉论的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已严重影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为此,本文从证人、司法实践、立法现状三个角度分析了证人拒不出庭作证问题的若干立法对策。     

刑诉法修改后证人出庭作证率仍低的原因

现行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包括证人出庭的条件、不出庭作证的后果、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等。但新法实施以来,来自实务界的数据表明,证人出庭作证率并未出现大幅度的提升。事实上,证人出庭作证关涉到司法体制、证据制度、程序性裁判机制等诸多因素,而非简单的修改少数法条所能解决的。以现行法律规定为基本依据,结合刑事诉讼实务,对法律修改后仍然存在的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进行分析。     

从立法上评析证人拒证的原因及对策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了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从而使质证、辩论受到限制和削弱。改变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状，找出其中的原因及对策是十分必要的。文章从立法上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难,特别是重要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进而关系到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影响;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存在漏洞;法律法规对证人权利义务的规定不详细;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证人保护制度相对缺失。     

污点证人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深入,污点证人问题已成为困扰司法实践并急需解决的重要理论课题。文章着重探讨了污点证人制度的基本内涵,阐明了其存在的价值,并为建立我国污点证人制度提出了立法构想,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完善做出有益的探索。     

建立我国医疗诉讼专家证人制度

专家证人制度是现代诉讼规则中一项特色制度,对于专业性比较强的诉讼案件有十分重要意义。医疗诉讼属于专业性比较强的纠纷案件,一般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和证据上往往存在一定困难,建立医疗纠纷案件中的专家证人制度有利于医疗纠纷案件解决,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本文就医疗纠纷中专家证人制度的一些具体问题及构建有中国特色医疗纠纷中的专家证人制度做一探讨。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 --《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初论萨丕尔语言“沿流”之简化流向

从分析萨丕尔的语言沿流观入手,进而考察语言过去的历史,从而论证萨丕尔所指“语言沿流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大体上可以从语言过去的历史推断出来”,得出语言过去的历史即为不断趋于简化的历史,进而推断出语言沿流是朝简化这一方向发展的。此外,对萨丕尔《语言论》中关于语言沿流的论述进行详细剖析,发现萨氏在论述英语三大沿流的表层背后,实则是在强烈暗示语言沿流之简化流向。这样,以语言过去简化的历史和萨氏在语言沿流论述中精心暗舍的关于语言简化的言语论据相互印证,所以,论断萨丕尔言及但未明确表明的语言沿流之总方向——简化。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战国时期的“巨室”

战国时期存在"巨室",他们有经济自主权,但政治权利受到中央政权制约,也不能任意操纵国家军队,而且丧失了拥有大规模私家武装的权利。封邑不能世袭,封邑内的居民与封邑主的关系由以前的所属关系变成了契约关系。战国时的"巨室"表面强大,实际已衰微。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