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都铎王权与贵族

强大的王权与衰弱不堪的贵族,一直是人们对都铎王权与贵族关系的传统看法.实际上,强大的王权并不完全是建立在软弱无能的贵族基础上的.都铎王朝的贵族政策充分反映出王权与贵族休戚与共的关系,王权离不开贵族,贵族也离不开王权,二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远远超过冲突.尽管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都铎王朝贵族的政治地位依然是稳固的.     

英国都铎王朝的财政结构及王权和议会的关系

都铎王朝财政收入结构由普通收入和非常收入两部分组成。从都铎王权财政收入结构看,王权对议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突出体现在关税和议会税在财政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上。这种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权和议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王在议会"和"议会至上"原则萌芽以及王权有限性和议会权力增长等方面。这种独特的关系对英国政治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毛诗·魏风》所见中国古代社会

前言:原始史(Protohistory)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它跨乎史前与有史、野蛮与文明、氏族社会与阶级社会之间,作为过渡时代,新旧并见,互为消长,“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和“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交织一起,“在某一时间内,两者是并存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摘要》页182)。这种过渡时代的政治制度正是这样。试以希腊史为例,来自氏族社会后期的巴赛勒斯,从族长到邦君,一直是政治首领的名目。史学习惯把这种巴赛勒斯居首的政制号为君主制或君政(Monarchy),亦称王政(Kingship)。按科学的严格的定义,它当然不同于后世的君主政治或帝王国家。不论是族长还是邦君,巴赛勒斯都不过是血缘关系的代表人物。与血缘关系的政治首领并在的,还有另一类政治首领,例如在雅典,据修昔的底斯的记载(Thu.Ⅱ.15),早在提秀斯统一改革之前,阿提卡各小邦就已出现了一些政治官员,叫做雅康(archontes),或译为执政官;而据传统的说法,在提秀斯之前的好几代,当厄勒克秀斯担任巴赛勒斯时,由于同厄柳西斯作战,雅典已经有了担任军事统帅的官员,后来称为军事执政官或将军(Polemarchos),这就是爱奥尼亚人的始祖爱恩(Ion),在雅典政治史上是第一位改革者(《雅典政制》41.2;又,Fr.1.)。巴赛勒斯之名已见于迈锡尼文明时代的线文B泥板文书。当时在巴赛勒斯之上还有一种诸邦军事联盟的盟主,或又一种政治首领,泥板文书中称为瓦那克斯(Wanax),荷马史诗《伊利亚诗》(I.442)中远征特洛耶的联盟军统帅用过这个称号。瓦那克斯同联盟征服有关,但本质上也属于血缘关系的政治首领,和巴赛勒斯是一个系统。雅典没有产生瓦那克斯这种高于巴赛勒斯的首领,因为阿提卡的统一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联合。这样,当原始史时代,政治首领事实上有两个系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巴赛勒斯系统(巴赛勒斯,瓦那克斯),以及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雅康系统(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前一个系统是王政、君政的范畴,后一个则是贵族政治的范畴。用古代中国史上的政治首领的相应名称来比照,可以把前者称为王君系统,后者称为公卿系统。在王君系统中,苏美尔各邦有卢伽尔(Lugal)和恩西(Ensi),迈锡尼文明各城有瓦那克斯和巴赛勒斯,中国商周文明有天子和诸侯或王与君,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中央和地方的两级统治关系,只要城邦制没有衰亡,郡县制不曾出现,就不会有统一帝国,不会有中央地方的两级关系,它们的关系只不过是盟主同盟邦的关系,姻亲的血缘关系,伯叔甥舅兄弟的关系。在王君与公卿两系统的关系中,后者似乎是前者的下属,但实质上是新旧政治制度的斗争关系,是雅康终当胜过巴赛勒斯的斗争关系。贵族政治是城邦制度的本质,这是历史的命运。一切改革都以削弱血缘关系政治制度为结果,提秀斯是一个巴赛勒斯,但他的改革结果是加强了地域关系的阿提卡统一,从而削弱了旧的血缘关系。具体的事例,请从古代中国一个小邦,魏邦,来试行探讨。     

论“社会工资”

职工的个人收入,除了主要来自工资和奖金等劳动收入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各种津贴、补贴和社会保障性收入。这类收入不但数额较大,来源渠道多,而且透明度低,调控的难度大。因此,探讨这类收入的性质和功能,确立它在职工收入结构中的地位,怎样保持它与劳动报酬的适度比例,以及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与对策,这无疑是完善再分配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英国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及其发展

本文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着手,分析了英国王权的发展历史。指出,王权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统治权力,能够成为今天英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关键在于王权的合法性基础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不同的时代为王权提供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在立宪君主制下,王权的合法性基础是国民意志,它是根据基于国民意志而产生的宪法而存在、发展的。在这种制度下,国王依宪法享有法律上的巨大权力,但同时这些权力的行使又受着宪法的限制。由于王权虚有其表,很多人对其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怀疑,但这并未削弱王权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只要它赖以存在的宪法基础没有改变,它就不会过时。     

英国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及其发展

本文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着手，分析了英国王权的发展历史。指出，王权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统治权力，能够成为今天英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关键在于王权的合法性基础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不同的时代为王权提供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在立宪君主制下，王权的合法性基础是国民意志，它是根据基于国民意志而产生的宪法而存在、发展的。在这种制度下，国王依宪法享有法律上的巨大权力，但同时这些权力的行使又受着宪法的限制。由于王权虚有其表，很多人对其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怀疑，但这并未削弱王权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只要它赖以存在的宪法基础没有改变，它就不会过时。     

中华文明史的玉器时代与王权起源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起源方式存在明显差异,西方文明起源于铜器时代,而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以斧钺彰显王权的文化现象也起源于玉器时代,而玉钺便是军权、神权、王权三合一的象征物。中华文明史中象征王权的斧钺,其时代发展顺序依次经历了:玉斧钺时代、铜斧钺时代、铁斧钺时代。随着铜斧钺时代、铁斧钺时代的逐步发展,玉钺的王权象征意义虽渐趋弱化,但以玉钺或其它高规格玉器象征王权的文化却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之中。而今应当特别注意玉器时代的玉钺对王权起源与发展的影响,更应当给玉器时代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社会地位下降之原因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的社会地位呈日益下降之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巫觋集团对王权的依附性,使中国的巫没有象西方的祭祀集团那样走向独立,发展到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的程度,而是随着王权与神权的衰落一并衰落了;巫对文化知识垄断权和祭祀垄断权的丧失,使其逐渐远离神权中心和政治中心,开始向民间滑落;巫觋自身素质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职业的神圣性,也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试论战国王权的几个问题

战国国君不断改变称号直至最终称王体现了战国王权的形成过程.国王通过赋税征收制度、符节制度、官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并辅以神权来加强王权.王权的强化与相权产生了矛盾,因而国王利用俸禄选士、严刑峻法和设置大将宠臣等手段来分化控制相权.与诸侯的君权、周代王权及秦代皇权相对照,战国王权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战国王权是诸侯君权的扩张,其专制性与西周王权有本质区别,其不成熟性则是与秦代皇权的主要差异.     

试论英国的封建王权及其制约因素

中世纪的英国封建王权,不仅被赋予极大的权力,而且还被神化,一直都呈加强的趋势。与此同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却一直存在着制约王权的种种潜在因素。在社会动荡,人们的生活需要强权保护的情况下,这些潜在因素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从而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而一旦王权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些潜在因素便成为人们利用的武器,从而也成了限制王权的真正力量。     

试论北魏明元帝的复位

北魏建国前后,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发生了诸多事端。道武帝尽管采取了杀戮宗室、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等野蛮措施,但仍无法确定宗法式的君位继承原则。长子拓跋嗣慑于“母死”的残酷事实,愤然离京出走。清河王拓跋绍却在天赐六年十月弑父自立,于是拓跋嗣为夺回君位,与之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复位成功。这场夺位之争是代北拓跋氏内乱的延续,具有十分复杂的部落背景,对于北魏早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尚书》帝权政治思想阐释

帝权政治即以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象征进行施政。《尚书》所载,分为两个阶段：虞、夏、商时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重视神事、轻视人事、唯帝为尊。周王朝时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推行德政、重视帝权、天德合一。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也是人类的主宰,人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服从上帝的意志,君王是代表上帝承办人间事务的代理人,他秉承天命而行,一切以上帝的意旨为依据决策之。     

论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的原因

中统元年到五年,忽必烈和其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进行了长达4年的战争,从战前双方的力量对比看,谁都没有取胜的把握,但忽必烈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使他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占据优势,加上他的政治智慧,能够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终于战胜了对手,蒙古民族和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证明,谁代表先进生产方式,谁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苏美尔王权观念的演进及特征

苏美尔王权观念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后世巴比伦和亚述王权观念的根本源流。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王权萌芽及形成阶段、从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转变阶段及专制王权加强和完善阶段。在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苏美尔王权的基本特征形成,主要反映在其阶段性、神圣性及至高无上的专制性等方面。     

自然权利的根据——黑格尔对自然权利理论的重构与批评

虽然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自然法思想,但自然权利思想则是现代的事情。它是以主体性的凸现为前提的,具有个体性、还原论、计算理性、功利主义等特征。霍布斯、洛克等哲学家用它来对抗神权和王权。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的“抽象权利”这一部分就重构了这一思想,将之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通过指出抽象权利、自然权利的不充分性,黑格尔的法哲学也过渡到了“道德”。     

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

儒家的理想政治形态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一般被理解为仁政德治。这是一种治道意义上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具有政道含义:它由天道提供正当性来源、由王道保证合法性基础、由王权供给实体化建构,从而将现实政治权力置于严格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之下。王道政治是一体三维的立体化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治道设计。王道政治的道德资源丰厚。霸道政治是儒家所轻视的政治形态,但霸道政治的政治建构能力似乎高于王道政治。在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之间,不同文明形态相互之间的矫正功能得以浮现,王道政治应当为人们所重视。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铎王朝率先构建济贫体制原因探析

在日益加深的流民问题面前,都铎王朝率先以体制性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为此而构建起的济贫体制,既是贫困压力的产物,也是王权、议会及地方三方利益合作的结果。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李世民之谜”的心理分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杰出皇帝,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人物。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探讨,心理分析有助于破解这个集“凶徒”和“明君”于一身的人物留给后人的谜团。和隋炀帝相似的夺权路径使他成为背负心理镣铐的创大业者; “贞观之治”的千古功绩和他的人格特点密不可分;杀兄逼父,折射出封建体制下矛盾无法和谐解决的死结和人性阴暗面的凶残;不合理行为的背后,掩藏着明君“做秀”与心理焦虑。     

宋无佛会寺——对石篆山《严逊记》碑的分析

北宋石篆山《严逊记》碑提供了很多历史信息,细致分析《严逊记》,可知宋佛会寺并不存在。严逊在分家以后对整个家族的资产并没有支配权,其养老粮除去生活之用和造像费用,并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供养寺院和僧人。严逊的儿子们并不支持造像举动,石篆山土地不会捐给寺院,而是3个儿子均分。希昼只是严逊的亲戚或者是他比较推崇的僧人,是从外地请来参加石像落成典礼的,并不是“佛会寺”开山住持。明代的佛惠寺重修者,有意捏造了宋“佛会寺”的存在是为了寺院经营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