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官员犯罪律文考论——以“职官有犯”律为例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经历了二百六十余年由盛到衰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期间,封建社会经济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发展,典章制度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清代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其法律制度的历史价值。"职官有犯"是《大清律例·名例律》中的一条法律,根据清代"职官有犯"律的规定,官员犯罪,无论职务高低,所司皆须开具事实,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问。清代皇帝是最高立法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审判官,控制国家的最高司法权。     

论明太祖与功臣的关系

明太相朱元璋(1329—1398)以“濠梁之民”、“淮右布衣”的身份,参加了元末群雄起事的行列。凭借着他自己的雄才大略,加上文臣武将的辅佐,终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创建了大明帝国。大明帝国建立后,已经遁归漠北的元顺帝妥懂帖睦尔与故元将领扩廓帖木儿、纳哈出,组成三股环伺明室北境的蒙元复国势力,从北方左、中、右三路长期威胁明室的存亡。在这种形势的驱使下,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就有必要安抚部众,使他们戮力皇室,延绵明祚,于是,分封功臣便提到了日程上来。     

论唐代律赋之“雅”

“雅”是唐代律赋的首要风格,唐代律赋批评体现出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雅正为宗”的创作规范源自汉赋批评的“丽则”理论,进而成为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唐代律赋之“雅”又可分为“庄雅”和“娟雅”两类风格范畴,同时在声律上也有所体现。     

论律诗之“律”的审美价值

论律诗之“律”的审美价值熊笃我在《律诗形式的文化意蕴初探》（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１年３期）中曾论证律诗以“八句准篇”暗合《周易》中“八卦”的数象原理，以五、七言“约句”则与古音乐的五音、七音有关，故有关“约句准篇”的审美问题，本文从略。以往有关诗...     

由周初诸《诰》的作者论“周公称王”的问题

《尚书》中的周初几篇诰辞,除《召诰》是召公奭讲的以外,其余几篇本来都是周公旦的讲话。但因文中有“王曰”或“王若曰”,与一般所认为周公的身份不相协,于是汉以来注疏家大都把这“王”解释为周公所辅相的周成王;把这几篇诰辞说成是成王讲的,或说成是周公以成王的名义讲的,或代成王讲的。例如《大诰》篇,汉代出现的《书序》说是“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伪《孔传》释为“周公称成王命,顺大道以诰天下”。《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书序》径说是成王所     

论《大清律例》“以例辅律”的体例原则

律与例是特色各异的两种法律形式,清统治者在总结历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把二者巧妙地结合于一体。以例之"因时酌定"的灵活性,辅助律"历代相因"、"一成不易"的固定性,以例之"零节细目",具体详尽,补充律之"宏纲巨目"词义简要";律为定例之依据,例是律的附属法。律与例相反相承,相得益彰,使法律的作用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论明太祖马皇后对明初政治的影响

明太祖马皇后对于朱元璋,除了做好传统意义上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的角色之外,在明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对朱元璋有辅助作用,在明政权建立后有谏诤作用,另外通过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和治理后宫,对明初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论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

太平天国革命俗称“洪杨革命”。它的两位主要革命领袖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从宗教方面来说,洪秀全是拜上帝会的缔造者,享有仅次于天父皇上帝与天兄耶苏的最高宗教地位,是“真主”。但是,由于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是“禾乃师赎病主”,而且是“圣神风(皇上帝意志的教化者)”和“圣灵(皇上帝的降托者)”。因而,杨秀清成为太平天国举国上下共同信仰的一位“真神”。正如《天条书》明     

论明太祖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失败

在明史研究领域中,大概最经常讨论的人物要算明太祖了。过去,人们曾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发迹、蜕变和内政,而对他的外交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即使是专门研究明朝对外关系的论著,人们也是把目光集中到他的儿子明成祖身上。然而,明太祖的对外政策究竟对明成祖有什么影响?明太祖对外政策的本身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这不能不是研究明代对外关系的一个开端问题,也不能不是研究明太祖个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明太祖的心态与功臣群体的覆灭

在近年关于明初功臣被杀原因的讨论中,有认为:功臣的“种种威胁,促使朱元璋在警告和敕谕无效后,被迫采取杀戮手段”,“藉以遏止功臣们的暴行”。或认为:在忍让、教育失败后,“必须使用流血手段,才能使已经开始紊乱的封建统治秩序得到根本调整”。这是对建国以来通行观点的承袭和发展,即明初功臣被杀是因为明初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功臣骄纵     

论蜀史“三代论”及其构拟

一、“三代论”的由来所谓蜀史“三代论”,就是把杜宇王国以前的早期蜀史(约相当于西周中叶以前)看成一个次第相续、一以贯之的统一的蜀王国。在这个王国中,由于出现了蚕丛、柏灌、鱼凫三位名王相继统治各达数百年之久的情况,于是按照年代早晚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系相传延续蜀祚的所谓“三代”。根据现存典籍考察,“三代论”首见于汉晋之间成书的历史文献。蜀汉学者谯周所著《蜀王本纪》就认为,“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艹氵隻)(一作灌),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至东晋成汉史学家常璩著《华阳国志》,则进一步予以引伸并整理加工,其《蜀志》篇首即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说:“周失纲     

“以美育代宗教”的现代意义

以美育代宗教 ,通过艺术和审美活动建构人的感性生命和情感寄托 ,是对现代世界课题的积极回应 ,是对宗教双重性格的辩证扬弃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在今天仍具有实践的和理论的双重意义。     

在“理想”与“信仰”之间——也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

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是中国较早在学校教育中提倡美育者之一,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褒贬不一.蔡元培先生对宗教负价值的认识是深刻的,批判也是尖锐的,但对宗教整体上的把握和认识确是片面的,由此产生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但这在学理上是无根据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行的.     

以“情”代“性”：欧阳修“人情”内涵及对儒家性情论的影响

欧阳修继承了先秦“情”的实意内涵,以“人情”指代人们能普遍经验和接受的基础常识。在他看来,这种常识具有质实性意义,是人之为人均应具有的属性特征,从而使“人情”被抽象为具有规范意义的普适理则,成为阐释经典和审视制度的观念基础。欧阳修对“人情”的看重与其对儒家传统“性”论的批评密切相关。将“性”进行分类和价值判定的同时直接诉诸现实经验支撑的传统论述模式存在内在矛盾,并减损了“人生而静”之“性”的本体意义,流于玄远空洞。因此,欧阳修试图以“人情”代替“性”论,以恢复先秦儒家“易明可行”的学说特征,增强儒家思想的现实感和说服力。欧阳修“以情代性”的观念尽管不够完善,但对宋代“性”论的发展仍有诸多裨益。     

“以美育代宗教”抑或“以哲学代宗教”？——蔡元培宗教替代观的实质探析

在近代中国社会信仰混乱、宗教泛滥猖獗的历史背景下,蔡元培先后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和“以哲学代宗教”的思想主张.蔡元培的目的就是希望在通过美育来替代形式宗教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哲学对宗教信仰的替代,从而改变社会现状,挽救世俗人心.     

论辽代“一国两制”双轨行政制度

北、南分制,即契丹人与汉人“因俗而制”,是辽代统治的一大特色。辽对地处长城内外社会经济和政治落差较大的不同民族与地区,采取“一国两制”,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双重体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①,即以奴隶制统治契丹广大畜牧业地区,以封建制统治占领的渤海幽云十六州等较为发达的汉人农业生产地区。“以国制治契丹”,既没有脱离契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没有超越时代而采用汉制即封建制,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尽量吸取先进的文化,有利于契丹的进步和强大;另一方面,“以汉制待汉人”,使具有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地区得到…     

卜辞中的“听”与“律”

据卜辞,殷商时代能听候风八音的乐师被称之为“圣”者。“圣”、“声”假借,“听”、“圣”字形义相近同源,故卜辞假借。“听”指乐师,为商王室职官,称为“王听”。商代乐师“听”是一种神职,是能分辨四方风向、协调音律、制定律法的超自然的聪明圣人。“王听”占卜凶吉,对商王的政治决策有很大影响。商代对乐律知识的掌握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卜辞中的“律”有些并非“律令”之“律”,而是“音律”之“律”,如卜辞“师惟律用”之“律”即为“音律”之律。君王通过六律听音,规范行为道德,又被视作制定历律的标准。     

论“以德治党”

"以德治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之中虽未曾明确提出过,但在中共党的领导人从严治党的论述中已包含着这一思想.可以从其存在的必然性、内在结构、与法的关系等诸方面,认识这一思想.     

论“以德治企”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思想 ,既是我们党安邦治国的基本方略 ,同时也是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一、以德治企的作用以德治企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