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本文通过分别探寻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定义,认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既不是许多比较文学家以为的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之下的一个分支,也不是巴斯奈特宣称的比较文学是翻译研究之下的一个分支。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交而不同的关系,它们的不同在于两者有各自关注的对象:文学和翻译;它们的相交点在于二者共同关注文学翻译并且都开始文化转向。     

试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别探寻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定义,认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既不是许多比较文学家以为的＂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之下的一个分支＂,也不是巴斯奈特宣称的＂比较文学是翻译研究之下的一个分支＂。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交而不同＂的关系,它们的不同在于两者有各自关注的对象：文学和翻译;它们的相交点在于二者共同关注文学翻译并且都开始＂文化转向＂。     

东西方“比较诗学”及其历史建构

从东西不同文化区域的“诗学”涵义及其演变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实质上是指对于不同诗学体系和理论的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交叉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不同民族传统和不同文化体系之中的文学理论。从历史建构过程看,比较诗学既是诗学自身深入发展的要求,也是比较文学趋于深化所提出的必然结果。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相互依重又相互参照,成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统一体。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一种对话性思考

比较文学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业已成为当今中国人文学科的一大趋势。翻译研究既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又与比较文学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展开与比较文学的对话性思考,在对话中树立学科危机意识,展开翻译范式的进一步探索,在学术互补中走出翻译研究在新时期的新路子。     

如何认识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运用实例,对翻译在比较文学中媒介作用以及对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特征:即以"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以翻译文学本质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内容等进行概述。通过分析比较文学对翻译文学本质的认识及其在翻译文学史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阐明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之间互相依存,交叉融合的密切关系。     

迈向新世纪:多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站在世纪之交的临界点,既对比较文学研究走过的百年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又展望了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走势和前景。本次大会的重要学术收获有：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已成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从“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到“汉语批评”主张的提出,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异质性”的研究,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对比较文学学科和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理论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探源主要方式之一;异质文化中的华文文学研究以具体的个案展示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文化迁移的复杂和曲折;从文化人类学、传媒学、形象学等不同层面对文学和文化的关切正全方位地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型学术形态等等     

发展中的文学翻译策略与比较文学的前景探析

文学翻译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翻译使比较文学成为可能,比较文学又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文学翻译的发展。从文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内涵出发,比较文学翻译策略的过去与现在,可以对文学翻译策略的演变对比较文学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探讨。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转向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同时也将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本文指出,当代比较文学发生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即对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运用,对影视、动漫作品的研究,以及对翻译进行的研究。而其中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为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同时也将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之关系管窥

比较文学在欧美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翻译研究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新论：翻译研究已成为一门主学科,而比较文学则变为其附属领域。在中国,比较文学仍然是门显学,翻译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基于此,文章简要追溯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历史关系、比较文学的危机之争和理论之战,探讨了巴斯奈特之新论的理论根据,从中发挖掘一些对中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有益的启示。     

译介学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拓展

译介学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而逐渐受到学者关注,其在比较文学视野下对翻译展开迥异于传统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文学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不同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等.中国现代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发轫于中国新诗诞生之前,译诗与中国新诗的"姻缘"决定了其与中国现代诗学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译介学的兴起又为二者的联系提供了学理性依据,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中国现代诗学的学科体系.     

试论文学翻译中译作语言特征

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活动。译者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化风尚的桎梏以及译者自身的主观风格必然会施加于原作,从而使译作语言不可避免地反映译者各自的语言特征。     

“左翼”与“经典”并行的时代——析1937-1949年德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1937—1949年德语文学汉译,总体呈跌落和沉寂态势,汉译数量和规模纵向远不及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但译作的翻译水准与质量可圈可点。这一时期译介和接受主要集中在德语“经典”文学与政治意味浓厚的“左翼”反法西斯文学及反战文学作品上。而同一时期的日耳曼学研究,较之二三十年代亦日趋深入和精到。     

文学翻译与译介研究：学科的分轸

文学翻译与比较文学中的译介研究是相关但是并不相同的学科，文学翻译学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以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而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是是以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文化活动为主要对象的比较研究，所以它是具有更为广泛内容的学科分支。二者在研究范围、主客体关系、方法与手段方面有本质不同。比较文学并不排斥翻译研究，但是只是相邻与相关学科，不可能取代比较文学中的译介研究。     

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再思考——兼评克朗宁《翻译与全球化》

全球化要求翻译学对许多根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在翻译功能方面,跨文化交流需要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不能一味强调完全掌握对方语言。在译者身份方面,译者应扩大眼界,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在翻译研究方法方面,直接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揭示文化交流中的权力关系,从而促进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平等交流。     

汉英翻译中数字模糊语义的处理技巧

模糊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数字在语言学的意义,既有其精确的一面,同时也有模糊的一面。对数字的模糊语义的处理是汉英翻译的难点,研究其翻译的技巧,有利于提高翻译的质量。     

红山文化玉器名称的翻译策略探究

红山文化以玉器而闻名,红山玉器名称的翻译统一和规范问题也日益成为红山文化对外推介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通过对70多件红山文化玉器及其名称的翻译分类研究,发现红山玉器名称的翻译有规律可循。本文引用费米尔的“目的论”为理论指导,根据红山玉器的造型特点和文化内涵选用三种翻译方法,搭建出八种翻译结构,以期为红山文化玉器外译人员提供参考。     

中西女性主义翻译对比下译者主体性探析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问题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相结合,女性主义译者从独特的视角体验并指导着翻译实践,彰显出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译者主体性。与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相比,中国尚缺乏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土运用,国内某些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译者在翻译中虽能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但均采用了具有中式色彩的、比较温和的翻译策略。     

英语概念习语隐喻性及汉译探析

隐喻性是英语概念习语最本质特征。基于英语概念习语隐喻性特征,以概念习语深层跨域标定为切入点,提出跨域标定和习语达意功能的四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英语概念习语汉译原则,构建翻译模式,指出英语概念习语汉译应突出概念习语隐喻性,保持习语文化特色,实现达意功能。     

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三十五年

1978年以来,湖南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俄罗斯苏联文学、欧美文学以及东方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创作方法研究、思潮流派研究、中外文学比较及交流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史的编写等方面,成绩卓著,推进了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不少成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朱生豪、梁实秋之翻译风格——以莎士比亚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两译本为例

译者的风格是文学翻译中译者身份的标识。译者风格的建构离不开译文所体现的语言特征和贯穿于译文的翻译观。朱生豪、梁实秋两位翻译家所译《理查二世》译文风格迥异,在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审美取向,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文本策略,从而分别形成了“豪放、率真、大气”和“含蓄、简洁、典雅”的两种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