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根本出路--兼论陆学艺小城镇与新农村建设思想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特大人口迅速膨胀,产生了"城市病",治理"城市病"已刻不容缓。"城市病"是区域结构失衡、小城镇与大中小城市之间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结果。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社会建设发展小城镇,统筹城乡一体化改革;同时避免可能出现的3种问题,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我国雾霾天气治理的城市化方式的转变

雾霾天气的频发与我国传统粗放型的城市化方式紧密相关。城市空间规模化扩张中的建筑污染、工业型城市化产生大量的污染、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带来的"生活效应"、滞后的城市治理体系都是造成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要加快推进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构建多途径的城市化道路、建立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提高政府科学治理城市的能力。     

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对策

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比较了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同世界部分国家城市化水平的差距,阐述了城市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指出不能依靠控制城市规模的办法来防止"城市病",提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战略构想.     

两大政策破解“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推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过度提取农村发展资源的结果.治理"三农"问题,必须实施以加快城市化为主的空间政策,推动人口从山区向平原、农村向城市、内地向沿海集中,实现人口与国土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竞争力;实施以加快产业化为主的产业政策,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并为农村人口实现空间迁徙奠定物质基础.     

边缘化与边缘效应:近郊村落城市化的境遇及路径——以台州市F村为例

近郊村落处于城市与乡村两大系统的交接地带,随着城市的空间扩张,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呈现出一系列边缘化特征:社会政策的边缘性、社会结构的混杂性、村庄发展的过渡性、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处于城市化过程的近郊村落正面临着城乡两种社会因子的交集,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效应"。既为近郊村提供了发展条件、机遇和自主行动的空间,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缓冲带,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正确认识近郊村落的"边缘化"现象,合理利用其"边缘效应",妥善处理政府、市场与村庄的关系,实现城乡"融合"而非"融入",走"乡土型城市化"道路,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一种新选择。     

城市新区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探析

城市新区开发建设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内容之一,城市新区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城市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归纳总结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认为城市新区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能够破解城市化发展中的"城市病"及"土地财政"等难题,指出"大开大合"的开发理念、立体式开发模式、新型城市化道路、城市新区动态运营模式是城市新区促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城市化:问题、反思与转型

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我国的城市化产生了人口急剧过度聚集、资源能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系列问题,"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政绩观的误导和偏颇、传统发展模式缺乏预见性以及缺乏全国性的统筹规划和先进的规划理念。未来我国的城市化要从追求GDP向追求幸福指数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方向转变,城市产业布局要从高耗能高污染向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转变,交通要从私人汽车普及向复合公共交通推广转变,大城市要从单一城市聚集向多中心组合城市转变,城市空间要从平面、稀疏向立体、紧凑方向转变。     

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的发展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发展业已进入建设、运营与深化管理并重的新阶段,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运营中,政府、市场利益群体和居民之间冲突与合作并存,城市公共空间公共价值的实现遭遇困境,影响城市整体优化发展,公共空间治理成为城市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创新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与论证,旨在基于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及其意义认识所在,强调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治理模式,积极应对和解决城市公共空间治理问题。     

生态治理理念创新与城市和谐社区构建

现代"城市病"以及城市社区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不断创新城市社区的治理理念,才能不断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进步。生态治理理念以公正平等、民主协商、多元宽容、共生共存、相互关爱、和谐和可持续等为价值诉求和实践指归,是使城市社区治理协调运行,增加城市社区发展动力,促进城市社区"善治"的价值支撑。城市社区发展应以生态治理理念为价值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民社会,构建城市生态和谐社区。     

再论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与中国借鉴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城市治理难题。新加坡是全球著名的"花园城市",其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社会化、信息化,在城市规划、社区治理、环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住房制度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以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为借鉴,中国城市治理需要更新理念,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城市治理信息化、法治化、社会化,重视公众参与,重视城市规划、环境治理、社区建设,关注公共住房制度改革。     

“智慧城市”:未来科技社会的生存智慧

智慧城市是未来科技社会生活方式的创新。以当代社会的生存境遇为背景,提出"后危机"时代生活方式变革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建设的新理念,解读蕴含其中的中国智慧。阐释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所在,为克服城市发展模式中的"拉美陷阱",防控城市病等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化问题提供初步建议。     

文化自觉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探析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自觉视角看,受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系列文化不自觉的表征: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体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重建乡村公共空间需要以"内生"代替"植入",以"乡土文化"代替"城市文化",以"主体均衡"代替"主体偏向",以"公共性重建"代替"公共性缺失",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符合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中国大都市发展与治理研究

联合国人口状况报告显示,世界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突出表现为城市居民数量持续增长、特大城市数量增多且规模庞大。回顾中国城市化历程,起步晚发展快,并已进入最快的发展阶段,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展,呈现出大城市快速增加、Ⅱ型小城市减少,同时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大都市圈高速发展的显著特点。以巨型工商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随之而来的"城市病"(环境污染、人口分布不均、资源紧张、人口老龄化、家庭空巢化、社会治安管理难、交通拥堵、房价飞涨等等)对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提出了挑战。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已成为世界大都市研究的新思路。梳理国内外社会治理研究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的大都市治理提出政策建议:充分借鉴国际上大都市治理的优秀成果,科学研究、综合治理、改善城市规划,利用大数据挖掘等现代科技手段把大都市治理及其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论我国城市化战略选择的多维性

城市化不是城市居民的专利,它包括有形城市化和无形城市化。城市化是产业结构演变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竞争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或优化程度联系在一起。城市信息化,由信息网络构成的流动空间正逐渐取代原有的域市空间,城市中存在着原有的城市空间.和信息流动空间的二元城市化现象。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经济全球化给城市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就是城市发展"无边界"。我国城市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城乡二元结构派生出来的。     

辽宁“五点一线”经济带城市化水平及问题

通过2005年经济数据分析了辽宁"五点一线"经济带的经济城市化水平、人口城市化水平、空间城市化水平、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综合评价系数,并认为存在人口城市化水平空间差异大、城市发展缓慢、城市等级规模不协调和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四个方面的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集约利用

1978年以来,我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随着城镇面积迅速扩张,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重要资源———城市土地,也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和投资商关注的焦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国家而言,只有改变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状态,充分挖掘城市用地潜力,走内涵式城市发展道路,才能"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合理的配置城市土地资源,使其达到时间和空间上的最佳综合利用效益。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城市化进程中“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境及其应对措施——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向四周蔓延,吞噬乡村的土地,在城市郊区出现了一种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农村的"过渡型社区"。"过渡型社区"的形成源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过渡型社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然而"过渡型社区"生成之后由于推拉作用的效应,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进入"过渡型社区",如何对"过渡型社区"进行治理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全周期管理理论视野下超大型城市社区的“城市病”及其治理路径——以北京“回天地区”为例

超大型城市社区的“城市病”及其治理是当前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北京“回天地区”作为世所罕见的超大型城市社区,呈现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严重拥堵、公共服务资源严重匮乏、社区配套及街区公共设施严重短缺等一系突出的“城市病”问题,成为北京以至全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治理的最典型难题之一。基于全周期管理理论视野,“回天地区”城市病的成因主要表现在城市功能空间全周期的分裂,从而导致“单工”城市与“城市功能孤岛”;市民生活全周期的割裂,从而导致主体的消解;城市文化全周期的断裂,从而导致场景的消弭;城市治理全周期的撕裂,从而导致权力与权利的失衡。有鉴于此,在超大型城市社区更新改造中应注意把握如下政策路径：缝合既有城市功能空间,构建全周期复合型城市功能区;重新确立市民的主体地位,完善全周期市民公共生活服务体系;强化场景营造,打造全周期城市文化体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赋予城市治理新动能。     

城市区域理论及其政策导向

城市区域理论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化的主流理论,反映了在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当代城市化理论在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在全球化因素的作用下,城市区域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和地域空间的重构,区域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治理框架和政策过程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在政策层面上,城市区域理论主张加强城市区域的竞争地位,重塑城市区域的政治地理,建设包容性的治理框架和多样化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