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试析现代著名诗人戴望舒的“诗情”

戴望舒是20世纪上半叶杰出的天才诗人、现代诗派的代表人物。本文对戴望舒“诗情”的特点和其思想文化背景,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戴望舒对诗歌理论有着独到的见解,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是其自由主义立场。他的创作实践从注重诗的音韵、转向对“诗情”的不懈追求,作品含蓄内敛,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母亲成了“第三者”

倾诉人:凯平男 30岁结婚才1年,我便陷入了无尽的烦恼中。母亲常在我面前数落小微的不是,而小微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向我诉说她的委屈。一边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一边是相亲相爱的妻子,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换来她们的和睦相处。     

“知行说”“学知行说”考辨

《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     

性别与身份的反诘：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以赋予“母亲”的道德美名为掩饰,张扬其性别的从属性,是历史演义小说书写“母亲”的习见方式。对儿子忘我的付出、甚至“为子赴死”,成为这类小说中“母亲”的程式化姿态。这类小说特有的处于最高权力边缘的“母亲”———太后,以极端的自我伸张对“母亲”利他主义生存的唯一合理性进行了质疑。     

从《诗广传》看王夫之的诗情观

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就诗学观谈的最多的是诗情,他把诗情分为裕情、白情、贞情、道情和沾忠滞之情、淫情、私情、匿情两类。王夫之认为诗就是表达人的情感的,但他的诗情观还是属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知性”考辨

理论界似乎存在着一个研究方法上的误区 :在反对形而上学思想的同时往往贬低和否定了知性思维的合理性意义 ,在高扬辩证法精神的同时又往往过分夸大和滥用了辩证思维的实质性作用。似乎知性思维没有什么意义 ,应当予以彻底铲除 ,辩证思维则一通百通 ,一灵百灵 ,借助它认识上、理论上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造成这种观念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对知性与理性的合理化关系不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对知性思维的合理性问题不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态度 ,进而对辩证思维作了绝对化和神圣化的片面理解。     

“三个代表”与中华民族精神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是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迫切需要;是三个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具有鲜明时代性、实践性和丰厚的理论内涵。是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振兴的深层次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推动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动力。是构建民族新精神、创造中华民族的现代品格和时代风貌的需要。更广泛地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整体利益,齐心合力地为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作贡献。     

“国民之母”:三四十年代战争叙事中的母亲角色再造

晚清提出的"国民话语"初步建立了母亲与民族国家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三四十年代战争叙事中的母亲身上得以突显。母亲们通过道德辨识和道德实践,与自己的敌人和亲人建立起超血缘的政治伦理关系。母亲国族化的角色再造过程,实是去伦理化的伦理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泛道德化倾向。依靠母亲角色塑造道德主体,是女性进入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也是民族主义主要的生产方式。     

国家转型、主体性与文学的作用——重思“左翼鲁迅”

正如不能把鲁迅走向左翼的选择简单解读为"遵命文学"一样,也不能简单地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来概括鲁迅的"左联"实践。鲁迅与"左联"的纠葛,一方面说明了他的选择是具有目的理性色彩的社会行动,其中承载了他试图寻求组织化力量以革新社会的愿望;同时也呈现了其深刻甚至超前的主观理性与通过建构强大现代国家以制定良善制度的客观理性之间的分歧。从此种分歧中,我们不但能发现鲁迅进入到内部去展开批判和抵抗的、"横站"的左翼立场,也能够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虽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对于近代以来所发展出的制度文明的领会不够确切和深入,但他对主体性的重视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特别的文学,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仍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长俪”阁中“长离”情——试论王采薇的心境与诗情

常州女诗人王采薇,一生沉疴,常年寂寞,素有出尘之想。其悲凉诗心化成诗中长离之情——离思乡愁、思姊念友、别鹤离鸾、自怜自叹。通过其心境、诗情之比较,可以看出诗人的心灵世界与诗歌文本世界之间的一致。透过其心境之悲、诗情之哀,可窥乾隆盛世才女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这是了解乾隆女史心态的有益个案,亦是研究常州诗派的重要补充。     

王维“凝碧诗”考辨

“安史之乱”中,王维被贼军囚于洛阳菩提寺,并被迫接受“伪职”。诗人在囚禁中作“凝碧诗”,表达其忠君不贰思想。乱平后王维因此诗受到肃宗宽宥。“凝碧诗”在王维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历来有关该诗标题、传递等情况的记载,互相矛盾,殊多疑点,本文对此一一作出考证与辨析。     

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及其意义

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准确的认知,必须注意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不能将今天的中华民族与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混为一谈。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是其历史形态的继续和发展,与历史形态一脉相承,但二者之间也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将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与历史形态联接起来的关键环节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在中华民族历史形态的基础上进行,但却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背景下进行的重构和转型,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新的内涵,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族称、内部构成与国家有机结合的现代民族,即nation state的nation。这样的构建及其所造就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支撑了中华现代国家的全面构建,打造了整合国家社会的有效机制,塑造了支撑国家发展的宏大主体,对中国当代的国家、社会、文化和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坚持“三个代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纲领。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新的使命而表现出来的先进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 ,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旧邦“新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国民精神改造观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于彻底改造整体性萎缩的中国国民精神、重塑新人提出了重要方案。首先是要树立科学人学观,改造已经严重堕落败坏的国民人性及道德生活。其次是要对国民进行理想人格培育,不仅要在共同的人类生活中树立精神独立的观念,塑造真正的个人,而且还要培养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以及以坚实现实精神为基础的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勇气。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对重塑新人思考的践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遗产,对当下亟待改造的民族精神具有巨大意义与价值。     

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实现中国梦必须强化对祖国的认同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国梦,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须强化各族人民“四个认同”;强化各族人民“四个认同”,应首先强化“对祖国的认同”.对于民族来说,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命运所系的是祖国.国家至高无上,国家是各民族最高利益的体现和幸福的源泉.在我们多民族的中国,各民族只有树立牢固的国家、国民意识,实现各族人民大团结,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共同推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