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议员政治行为的特点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国会议员的政治行为具有独立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进而影响着美国总统制定对华政策的权威性、连贯性和统一性,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但同时也为我国把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提供了有利"平台"。当前我们应重视对美国国会议员政治行为的对策性研究,建立美国国会议员数据库和议员行为反应预警机制,探讨影响美国国会议员行为的最佳途径,以加强我国外交决策的主动性。     

新一届美国总统的网络空间战略及对华政策研判

2017年1月美国新一届政府将开始执政,中美关系将受到美国总统、政府与国会更迭的影响,会有一个相互磨合的"调适期"。美国新总统的对华政策框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重大改变,而将继承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与网络空间战略的基本框架,但在与中国打交道上的态度和策略可能会比奥马巴政府更强势、更强硬,更着力和积极向外推行美国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围绕网络安全、网络经济、网络治理和网络自由四个方面展开"网络空间外交"。保持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良性互动与合作能够对双边关系的稳定和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     

美国国内政治与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对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决议出台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行政部门提出决议的国内政治动因和国会迅速通过决议的国内政治因素等。《台湾决议案》的迅速出台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有着直接关系,该决议的出台也对此后的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它标志着国会在战争决策权方面对总统的第一次实质性退让,无形中扩大了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致使此后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不断膨胀,并最终导致了"帝王式总统"的出现和总统与国会在战争决策权问题上的严重冲突。     

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早期活动(1959—1989)

1959年西藏叛乱以来,美国国会对中国西藏事务进行了长期的干涉活动.国会早期干涉西藏事务的主要活动包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西藏秘密行动提供资金保障;为达赖集团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从1987年开始,国会开始以立法的形式插手西藏事务,其立法活动的目标是将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挂钩.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早期活动不仅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达赖集团在国外的分裂活动.     

美国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的宪法根源

自美国建国以来 ,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总统权力扩大 ,国会影响削弱。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政治现实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究其根源 ,两权斗争的始作俑者即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正是立宪者们的最初意图及其宪法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直接导致了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

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冷战结束以后 ,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 ,包括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握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 ,成为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美国国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提出了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角度与分析方法 ,以期为我国的国会学与美国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见解     

从“遏制”战略的形成析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模式

美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其国家政治过程完成的，符合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规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在决策中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国会和舆论界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终究是次要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安全事务的紧迫性对决策过程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更表现出政府、国会、新闻界共同的运作基础，表现出华盛顿与华尔街亦步亦趋的真实关系。     

民国初年宪法危机--袁世凯与戴高乐宪法主张的对比分析

民国初年在以袁世凯为首的行政系统和以国会为主体的立法系统之间,围绕着宪法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国会被非法解散,中华民国法统中断。以行政系统宪法主张的合理性为主要着眼点,对比戴高乐对于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批评以及由他主导的旨在加强总统权力的成功政治变革,对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民初政治动荡及回归专制的结局,颇富于启发性。     

制衡中的冲突——“府院之争”中的国会运作

虽然以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冲突为代表的府院之争是袁世凯故亡后北京政治的典型特征,但是在承认既有权势的基础上,并不妨碍对影响政治发展的其他因素的考察。通过对府院之争中的国会(侧重在野势力)运作及其角色的初步考察,增进对这一时期政治变化的认知。     

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展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司法大战,2000年12月13日,美国第43任总统“千呼万唤始出来”。随着乔治·W·布什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世界华人关注的焦点自然转向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发展趋势。这种关注已经不满足于了解“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好好坏坏;好也好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的一般结论,而是要更深地了解:中美关系要好,要有什么条件;要坏,会有什么原因? 我认为,中美关系的走势,很大程     

李明博时代的韩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

本文从李明博政府外交战略的角度审视韩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首先分析了国际关系经贸化、世界经济区域化、中国崛起、中美两强竟合与南北国家经济竟合等当前国际关系五大特征及在此背景下韩澳的政经互动,尤其是韩国总统李明博的《新亚洲外交构想》、澳大利亚对李明博政府的意义、澳大利亚在李明博政府外交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然后是就澳大利亚的响应、韩澳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谈判现况与未来望作了分析。     

扩大共同利益促进中美关系发展

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扩大共同利益、妥善解决分歧 ,是中美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近年来中美关系不断改善 ,布什总统两次访华和江泽民主席访美 ,推动了中美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进程。中国努力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实践 ,也为处理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经验 ,从而为我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基础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1979-1989)

1979-1989年,中苏关系由对抗走向正常化。这10年,又先后处于美国的卡特政府执政末期和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其间美国的中苏政策趋向强硬。这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成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罗斯福总统与美国二战期间对香港政策的演变

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罗斯福总统出于战争和战后全球战略的考虑 ,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 ,以促使中国全力进行战争和战后协助维护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此 ,罗斯福总统逐步形成支持战后香港主权归还中国的政策 ,并为实现这一政策在战争的各阶段在多层次与中国和英国进行多次外交努力。对此 ,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曾寄予巨大希望。由于英国坚持维护自己的殖民主义利益 ,加上罗斯福总统战争结束前夕的逝世 ,尤其是由于美苏对抗的国际格局的出现 ,美国政府自己改变了这一政策 ,致使战争结束时英国重新占据香港     

评析约翰逊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约翰逊执政时期表面上美国对华仍然推行传统的遏制和封锁政策,但是实际上随着新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动,美国原有对华政策的公共观念的一致性遭到破坏.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而约翰逊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特别是“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提出,正是美国试图改变对华政策的一种努力。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在行动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却为尼克松政府实现重大调整做了思想和政策的充分准备。     

中韩古代小说自我评点之比较——以《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为中心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是中韩两国古代文言志怪小说的重要代表,两者在小说正文之后均有作者的自我评点.对比两种评点,其共同点是评点都是正文故事的补充,又体现出作家的个性.不同点是《聊斋志异》在评点内容上选择富含寓意的故事,饱含鲜明的情感色彩,敢于批判社会现实;而《天倪录》则是注重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遵从传统儒家道德思想.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者的因素,还包括成书社会背景的差异以及所处的小说发展阶段不同等因素.     

论中蒙两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的战略推进导向

蒙古国是中国实施睦邻、富邻、安邻基本政策的主要对象.从2008年6月访问蒙古国签署《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到党的十八大做出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战略部署,习近平主席一直关注着中蒙两国经贸合作,特别是在矿产资源务实合作方面的进程,并且表示今后将把矿产资源开发作为双边经贸合作重点来加大投入力度.有鉴于此,深入剖析两国合作开发的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切实提出两国合作开发的推进对策意义重大.     

推动中韩两国交流的文化因素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出现了喜人的发展势头。这其中,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两国文化具有一定的亲缘性质,在各自心目中的形象也都比较良好,随着两国交往的不断深入,文化因素的积极作用得到凸显。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韩国方面处于相对较高的“强势”。如何正确看待最近几年兴起的“韩流”与“汉潮”,把握住中韩两国交流的时代脉搏,是关系到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乃至东北亚和平的重大课题,发展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对于民族认同及两国之间全面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以国家利益视野回顾建国初期“苏联援华”始末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也是处理与其他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关系的重要参考因素。以国家利益视野回顾建国初期"苏联援华"始末,并从中确认中苏两国因利益趋同而走向合作的动因,以及导致中苏双边关系破裂的国家利益分歧所在。     

欧盟CFSP的制度性缺失及其对华政策评估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CFSP)支柱存在着诸如结构失衡、决策效率低下、运作机制失调、政策工具缺乏、依托杠杆不力等制度性缺陷 ,“一个声音的欧洲”目标远未达到。就对华关系而言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欧盟的共同对华政策一方面为中欧关系提供了契机 ,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上述缺失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也是复杂的。欧盟共同对华政策框架内各领域的不同约束力和“双轨制”特征增加了中国对欧决策的难度 ,“正 负外溢效应”都可能出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中欧关系的重心仍然是中国与欧盟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