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内河水运的问题与对策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流众多,共有大小支流476条,总长22663.7公里,分属珠江、长江和独流入海三个水系。主要河流有西江、浔江、郁江、邕江、右江、左江、桂江、柳江、红水河、黔江、湘江、南流江等。这些河流有着较好的航运条件,其中以西江为干流的珠江水     

生态文明时代的河流伦理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宣扬伦理道德,以新的价值观———生态伦理的价值观,重新认识并构建人与河流的新型关系,唤醒人们自觉呵护河流、关爱河流的意识;实施河流伦理的主要原则、水利工程生态伦理的原则和规范,提高我们水利水电工作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这对于促进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国际河流法刍议

国际河流是组成部分位于不同国家的水道。国际河流法主要是国家之间关于国际河流利用及其保护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它发展到今天，已经从过去比较单一的规范自由航行的功能进展到航运、水利水电等非航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领域。国际河流法有着丰富的条约法渊源，国际河流习惯法渊源也越来越重要。目前国际河流法的体系包括一般国际河流法、特殊国际河流法和区域国际河流法，适用于中国的国际河流法主要包括中外国际河流条约和一般国际河流法原则。     

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的柔性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运用柔性战略管理框架,以跨界淡水资源争端数据库（TFDD）中国际河流涉水合作协议为样本,从合作治理议题数量、合作治理组织管理层次数量与管理机构数量、合作收益（成本）分配（分摊）模式类别等方面分析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的柔性特征。研究表明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具有明显的柔性特征：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中,流域国主要选择柔性化的多元化涉水合作治理战略,更倾向构建层级适度、机构精简的合作治理组织;同时倾向采取更灵活的选择性激励模式以体现“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     

魏晋时期洮河流域的城池及其防御体系的构建——以《水经注》所载为核心

洮河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洮河流域自秦代起即是城池与防御体系兴建的重要地区。本文主要以《水经注》所载为核心,结合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魏晋时期洮河流域的城池及其分布特征、防御体系进行探析。通过考察魏晋时期洮河流域的城池及防御体系,反映当时洮河流域的水域文化和地缘政治关系的演变。     

我国国际河流相关政策分析

国际河流利用的有限主权原则是主要的国际河流习惯法,含义为一国在利用其境内国际河流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我国已经恪守国际河流法和一般的国际河流利用原则。《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还远不是生效的国际河流法,根据国情,我国目前不必急于加入该公约,也不应盲目地采用欧美地区标准超前的国际河流一体规划模式。     

我国河流通名分布的文化背景

依据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河流名称数据库收录的6万余条河流名称,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河流通名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背景。初步结论为：①我国河流通名约80种,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两大区域分异规律,即东西分异和南北分异。东西分异大致与人口地理分界线一致,其线以东河流绝大多数以“河”为通名,其线以西河流通名则呈现出明显的民族特色。南北分异大致以秦岭-淮河-太湖为界,此线以北河流通名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水系的利用和改造,而其线以南河流通名呈现出明显的自然特性。②河流通名分布的区域差异,除了受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外,历史传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分布等文化因素对其也有着重要影响。     

我国国际河流法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缺乏系统的国际河流法律理论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在价值取向、法律理念、以及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国际河流法就是国际间关于国际河流利用与保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的各种河流协议。我国应该积极与周边各国协商缔结各式各样、针对不同需要、解决不同问题的条约,并可考虑牵头缔结泛东亚区域国际河流公约,补充和完善国际河流法。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进程、机遇与深化路径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以联合委员会为平台,在水文信息交换、水质保护、水量分配、水利工程合作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果,中哈两国政治关系的提升、环委会的积极配合及“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的支持是推进中哈跨界河流合作的主要因素;同时,中哈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制定切实有效的水资源分配规则,深化跨界河流环保合作,重视跨界含水层条约的签订,构建系统的跨界水合作制度以及多元化的水争端解决方法体系,并提升国际话语权引导国际舆论等是应对挑战,实现中哈跨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     

基于适应性理念的国外河流保护地政府治理模式演变与对比

河流保护地是维持河流突出价值的保护地专门类型,政府治理是河流保护地治理的主要模式.适应性旨在通过适应主体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减少不利影响,可为河流保护地政府治理提供思路和方法.基于适应性分析框架,从法律政策、治理主体、资源权属及资金来源4个方面,横向对比美国、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4个国家的河流保护地政府治理模式及其演变过程,可得出如下结论:起源于美国的河流保护地在4个国家已经分别形成了4种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联邦集权管理是美国联邦主导模式的突出特征,中央主导并适度分权是新西兰综合治理模式的表现形式,加拿大合作共管模式重视和尊重多方利益相关者,澳大利亚地方自治模式的管理权主要归属地方管理部门;适应所在国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和政治制度差异是造成河流保护地政府治理模式变化的主要原因.未来中国河流保护地的建设必须基于适应性理念,根据国情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状况,在国家立法、分级管理、特许经营等方向积极探索.     

历史时期重庆政区地名得名渊源初探

历史时期重庆地区曾使用过的政区名称较多,据笔者统计,通过文字资料记载保留下来有具体得名解释的政区地名101例。在命名渊源上包括因山脉得名、因河流得名、因方位得名、因年号得名、因姓氏得名等诸多类型,其中又以因河流得名为最多。不同历史时期重庆政区地名得名又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隋唐时期重庆地区产生的新政区地名数量最多,宋代产生的祥瑞美愿政区地名较多,元明清时期新的政区命名主要集中在今渝东南地区,民国时期政区地名主要是以更改重复地名为主。     

河流污染问题：制约力量的重构

河流排污者一般自己不受损害 ,受损害的是河流下游的用水者。河流污染的制度原因是 :政府失灵 ;没有市场制约力量。因此 ,要营造制约力量 ,主要措施包括法律制度创新 ,使下游政府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力量 ;排污地制约力量的培育 :专业治污企业私营化。     

国际河流共享性的法律诠释

国际河流具有共享性,国际河流的共享不仅有其历史渊源、现实基础,也有其理论及实践依据。国际河流不是"一切人共有的物",其共享的主体应为流域各国;共享的核心在于"共同分享"和"共同保护";共享者一方面享有共同分享国际河流水资源利益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共同保护国际河流水资源的义务。流域各国在行使其对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权时,应相互尊重主权,以共同利益原则、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无害利用原则等为指导,加强国际合作,以使国际河流实现最佳和可持续的利用。     

河流型景区经营管理改革研究——以漓江景区为例

由于旅游开发较早,跨度的行政区域较多,目前我国河流型景区在管理上普遍存在着管理效率低、市场秩序混乱、行业监管难、发展不可持续等问题。以漓江景区为例,从漓江景区的历史沿革入手分析了其在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管理4Y~-制、旅游产品、门票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四个方面对河流型景区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     

河流伦理与流域生态补偿立法

人类与河流的关系源远流长,在道德层面表现为河流伦理。河流生态伦理是其主要内容,流域生态补偿是其实现形式。流域生态补偿虽是经济补偿,但是这种补偿也具有道德性——对河流内在价值的生态补偿,而这也为其立法提供了基础。在流域生态补偿立法过程中,首先必须处理好三对关系,即上下游关系、干支流关系,以及河流与蓄水体之间关系。这些关系其实都是道德关系,这也为法律调整提供了可能;其次必须重视河流伦理作用,即充分夯实立法的伦理基础,促进立法被人们自觉地遵守,促进立法进化并改进其思路。     

走出主体性困境——河流的生存论反思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如何维系河流健康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认识、研究、反省和采取适当对策的重要问题。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既与西方近现代社会面临的社会危机和发展困境密切相关,也与近代主体性哲学自身的矛盾相关。主体中心理性高扬人的主体性使人类意识到自身改造自然的力量,忽视河流自然的整体性和价值尊严,导致对河流盲目的征服和开发,人与河流的关系遭遇空前危机。应从价值与伦理双重角度来评价河流开发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尊重河流健康生命为价值标准,建立广泛的河流伦理,把道德关怀对象扩展到河流生态整体,用一种基于现代理性的眼光去评价被人类忽视的河流价值。用对话、交往理性取代主体中心理性,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从实践论和生存论出发建构一种互主体性的河流伦理观,用主体—主体关系来代替主客体关系进行理性重建并审视河流环境问题。构建河流伦理理念,树立河流环境道德意识,为河流生存危机走出伦理困境提供可能性视角。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国际河流合作——以中东两河为例

国际河流的地缘政治属性决定了国际流域国家之间必须采取合作的政策才能维持和促进地区安全,即使在那些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国际河流水资源也在客观上成为国家间战争的阻却剂,起到了维持地区稳定大局的作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处理两河问题的主要外交政策是这一观点的重要例证。国际河流合作不但是解决国际河流争端的最佳途径,而且还可以成为通往全面合作的桥梁。     

我国国际河流的争端解决之路

随着水资源短缺、水质量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国利用国际河流的竞争愈演愈烈,从而加剧了可能产生的分歧与争端。目前争端的解决主要采取国内私力救济和外交手段,但是单纯依靠友好的政治关系,不能实现国际河流的最佳利用,也不能避免跨界水纠纷的发生。国际河流不可分割的自然属性,跨国的政治属性,要求流域国之间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对国际河流的科学管理和利用,综合利用国际合作手段、组织手段、条约手段、外交手段等才能谋得国际河流争端的解决。     

国际河流合作治理实践的比较分析

国际河流的合作治理是一个基本发展趋势,但各国对合作实践的探索却是多样化的。鉴于国际河流问题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寻找合作行为的共性特征和规律以推进利益相关方形成合作共识和改善合作成效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结合公共资源合作治理的理论框架和国际河流治理研究的前期文献分析,提出一个包括合作目的、主客体、手段和结果五个要素的比较分析框架,选取24条具有长期和稳定合作治理实践的国际河流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寻找国际河流合作治理行为的共性特征和差异性特征并进行合作实践评估,最后得出针对我国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的现状与问题的有益启示。     

河流健康与水安全思考

河流健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而是一种河流管理的评估工具。人类在开发利用流域水资源的过程中,由于保护不够或滥加利用,一些河流发生污染、断流现象,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和社会功能,失去了河流的自身价值,危及河流的健康生命。维系河流的健康生命和水安全密切相关。河流污染是我国河流健康的最大威胁,治污是我国现阶段河流生态环境建设的首要任务,同时在水电工程建设中应强化对生态环境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