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

家心性学说的创建,别开生面地建构起了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探究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有利于深化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凸显儒家"心性论"的价值意义.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的理想是寻求儒学的现代化。但他们在推行儒学现代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困境,难以消解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排斥儒学。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们理应积极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以培养现代民众对儒学的特殊情感。可从20世纪后半叶现代新儒家复兴儒学的价值取向(不是力求儒家精神的世俗化,而是力求儒家精神的超世俗化)来看,他们并不认为培养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特殊情感对儒学的长足发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他们之所以不重视培养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特殊情感,是因为他们在认识上陷入了三个迷失,即认为：1、 现代民众冷漠儒学,恰好证明儒学在现代社会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 现代民众因其生存困境而必然认同儒学;3、 只要知识分子认同了儒学,通过他们的影响,现代普通民众终究会认同儒学。     

儒家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而儒家文化的核心,体现为它的伦理思想,儒学就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和各种现象都含有正负两面性一样,儒家思想也有其精华的方面和糟粕的一面,并且儒家伦理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儒家文化涉及的方面颇为广泛,仅仅就精华的方面也不可能全面阐述,本文从儒家思想对于个人理想的形成、对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几个方面做了简单的分析。     

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念、困境和根本出路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近百年来儒学研究中的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学现代化的尝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路、争论焦点和面临的困境,深入探究儒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儒家榜样教化论及其当代省察——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儒家榜样教化的展开包括教化的主体、榜样的素质、教化的基础、教化的方式、教化的效果等五个环节或五大元素。儒家榜样教化的理论基础是儒家心性论;儒家榜样教化对君王的言行具有约束意义,对百姓的品质则具有提升意义。儒家榜样教化存在两个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教化形式的绝对化,二是教化主体的精英化,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影响儒家榜样教化的效果,从而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完善之。     

中国文化出路与新儒家唐君毅

针对近世中华的文化危机，新儒家的领袖之一唐君毅营构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在他的中西文化观中涵盖着寻觅中国文化出路的思想，提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及中国文化的缺失问题等基本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根基，在这个前提下方可吸纳西方文化精神的实践理路，“纳方于圆”、“返本开新”。并以此为他的文化践履导向。然而他所要重创的中国文化的途径受制于“道统”、“政统’哟文化精神，必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出路。     

当代新二人转的形成与发展困境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也是一个随时代而变异的过程.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发生着大的改变.     

儒家商道与当代企业儒学的开拓

企业儒学,是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与发展。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积极践行儒家商道,在儒家的家庭观与企业组织、儒家的教化观与员工教育、儒家的德治观与企业管理、儒家的义利观与企业经营、儒家的诚信观与企业品牌塑造、儒家的领导观与企业领导方式、儒家的时变观与企业战略思维、儒家的责任观与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对企业儒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开拓了新的途径。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德育思想作为历史文化产物,经历了我国千百年来德育思想史的洗礼,已成为我国思想文化之＂根＂,深植于中华民族德育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因此,在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努力发掘儒家德育思想的价值,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以及加强和改进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都有很好的教益。     

儒家和谐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其和谐思想也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遗产,儒家和谐思想中的思维原则和价值理念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儒家认为"诚"是人的本性,是道德之根本,诚与信既是因果关系又是统一关系,并强调诚信并非绝对的,而要以"义"为前提。同时,儒家强调,诚信在社会生活中是为人之道、人伦之道、兴业之道和为政之道。当代社会,继承儒家诚信思想,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调谐人际关系、保障经济发展、建设廉洁政治和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家

马一浮先生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三位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其学说与熊十力、梁漱溟,以及新儒家之“第二代”、“第三代”诸贤相比,显然有其独特性。笔者以为,现代新儒家具备四方面之特征:(1)提倡儒学之第三期发展;(2)对传统学术进行哲学化之建构;(3)突出东西文化之对立;(4)具有现代大学之背景。然而这四方面之特征在马一浮学术思想中似未完全具备。另外,马一浮虽与熊、梁诸新儒家学者交往甚深,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在某些程度上说甚至具有根本意义。以此,我以为马一浮不属于现代新儒家。     

道家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

道家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关系密切.在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乃至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都需要道家的积极参与.因为道家是中国传统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道家是建构当代新道家的“生长点”,道家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更易于同西方哲学相结合.     

2015—2016年陆台新儒家论争述评

2015—2016年陆台新儒家论争源于台湾学者李明辉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根本原因则是双方的学术分歧,即是否从本体论层面对科学与民主进行肯定,并视为追求的目标与前进的方向。以此为标准,参与论争的大陆儒家学者分成两个阵营:蒋庆阵营与反蒋阵营。陆台新儒家之争标志着儒家阵营的分裂,同时也可能成为两岸儒家学者深入交流、多方探索的契机。     

新儒家？新道家？——论方东美之思想定位

学术界对于方东美思想定位有很大分歧。对于方东美的思想属性,依据方东美的思想特征,对照余英时对“现代新儒家”的定义的分类,可以得出新儒家、新道家、非儒非道或亦儒亦道的不同结论。方东美的思想特质在于探寻中国哲学的精神,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最终归本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