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的问题     

楚人事秦与秦朝统一

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材秦用”是当时一个突出的历史文化现象。据马非百在《秦始皇帝传》中所附《秦丞相年表》，从秦武王初置丞相到秦始是时代，秦国共有左右丞相21人，而任秦相的楚人竟然占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没有楚人事案的贡献，就没有秦国吞灭六国的迅速胜利，也没有秦王朝一统天下的文化面貌。入秦为相而史籍中传记甚详的楚人，有甘茂、魏冉和李斯。一泰国正式设置丞相之官，是在秦武王二年（前309）。其时武王任命的左右两丞相，一位是秦惠文工的异母弟、秦武王的叔父樗里疾，另一位就是楚人甘茂。甘茂，楚国下蔡（今安徽凤台）布…     

秦文字辨析举例

秦文字远绍两周文字,这已是古文字学界公认的事实,春秋后期,东方诸国的文字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形成所谓“六国文字”,秦国久据宗周旧地,文化深受其影响,因此秦文字远不如六国文字那么奇谲难识。然而秦文字之中也有少数形体殊异者,辩析其与标准秦篆的异同,对研究周秦系统的文字也许不无小补。本文试举五例,以供读者参考。     

试论庄子“忘”的四个层次——以“忘”与“丧”的辨析为视角

“忘”是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由此衍生出忘年、忘物、忘己等诸多修养工夫,其中以“坐忘”最为复杂难解,也最具哲学意味。在《庄子》中,不仅“忘”与“丧”在表面字义、审美倾向和哲学意涵上均有所不同,而且“坐忘”与“吾丧我”在表达内容、内在状态与后世影响上也有所区别。庄子之“忘”共有四个层次,依次是忘外物是非、忘形身死生、忘心忘己和忘忘,四个层次层层递进,既是道家“减损”的修养工夫,也是庄子人生哲学的重要部分,二者共同期待一个不受负累、自由超越的理想人生境界。     

“亡秦或楚”:基于秦亡之际反秦势局的思考

秦统一后,楚地爆发过多次反秦叛乱,但皆被镇压。陈胜吴广起事能发展壮大应与秦内部动乱有关。因始皇帝生前未明立储君,胡亥即位后,大肆屠戮秦宗室大臣,这是陈胜吴广起事的政治环境。战国末期,赵国曾多次击败秦国,并一度挫败了秦统一计划。赵人在反秦战争中表现十分积极,亦有灭秦之志。结合秦简中相关记载,秦统一后,整个新地时常发生叛乱,原六国的反秦运动在统一后并未停息,这是秦末六国反秦运动发展迅猛的一大重要原因。章邯击败项梁主力大军后,楚国一度危如累卵,项羽所率援赵大军目的是保楚,而非灭秦,项羽大军在巨鹿击败章邯所率秦军主力,带有较强的偶然性。考虑到秦末内外交困的局面,亡秦是必然的,而由楚国来完成亡秦之业,是偶然的。     

试析庄子之“忘”

“忘”这一哲学范畴是庄子最先提出的。庄子之前,儒家提出的范畴是“不忘”,见之于《周易》与《论语》。《周易·系辞》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论语·子张》说:“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周易》是从矛盾的对立面提出问题的,《论语》是从学习知识过程中量的积累方面提出问题的;前者借助“不忘”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后者借助“不忘”巩固已学的知识。可见,“不忘”的重要性。     

秦“都官”考

秦“都官”之设,旧因不见于史载而无论者。自湖北云梦秦简出土,其考古资料在《文物》1976年第6、7、8、9期发表后,由于简文中有关“都官”之记载多达14见,故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拟在诸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秦“都官”之制谈几点粗浅的看法,或有助于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商代无楚”析

《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发表了王光镐同志的《商代无楚》(以下简称“王文”)一文。虽然该文命题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文中许多关键性的论点、论据和论证环节却很难经得起推敲。为了促进“商楚”问题的研究,今亦不揣谫陋,试对王文逐层加以辨析,以与光镐同志切磋。一王文提出:“在确实可以判定的甲文楚字中”,存在着两型楚字,“一则从林从正(征),一则从林从足”,“正”楚“内含‘征服山林’的褒义。其字一概见于殷墟,理应出自商人的创造。商人对于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地域名之以有明显褒义的‘正’楚,无非以文自诩,本是情理中事。‘足’楚最早见于周原卜辞,似应出于周人的创造。它应是特为代指当时的(?)姓楚国应运而生的。‘足’楚所表述的‘林中足迹’之意,在这里只不过体现了     

战国秦简牍文、楚简帛文本体比较研究综述

在丰富的秦简、楚简材料的基础上,秦简牍文和楚简帛文的断代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随着更多出土文献的发布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或对已有结论有了新的补充,或又发现了新问题。其中,两类文字的比较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而且秦简牍文和楚简帛文的比较研究还相当薄弱。     

秦内史“腾”考述

新郑,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国都。秦始皇灭韩以后,韩国贵族残余势力曾经发动“反叛”,历史上称之为“新郑反”。《史记》对此事的记载虽然过于简略,但却提供了研究的线索。《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     

秦“小子军”考议

董说<七国考>卷一一<秦兵制>题下有"小子军"条,引刘子<别录>:"长平之役,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号为'小子军'."秦"长平之役"大规模调动兵员事,见<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秦"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的征役方式,是限于河内还是"国中""尽行",是偶然事件还是确定的制度,学界存在争议."年十五",是男性未成年人年龄的高限.班昭说"古者十五受兵 ",有学者认为可能包括秦的制度.即使"刘子<别录>"在文献史上年代稍晚,对于"小子军"的历史评议,依然是值得重视的.有论者指出,秦"与赵战",取"民年十五者必赴"的政策,虽"名胜赵",然而"其众固已困矣","其民固已竭矣".这样的分析,与西汉以来政论家对秦政"祸烈"、"苦烈"的批评是一致的.然而正是因为能够极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极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甚至包括调发未成年人从军,秦人方能够"蚕食诸侯,并吞战国",实现统一."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的历史性的成功,应当也是与"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这样的兵役形式有关的.而秦统治下的未成年人被迫付出的历史牺牲,也为秦帝国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秦赵同祖”析

过去常听到“秦赵同祖”的话,查阅史记,觉得此说有据。依照《史记》“本纪”诸篇的记载:夏的祖先鲧,商的祖先契,周的祖先弃,秦的祖先伯益,都是传说中黄帝的后裔。在氏族和部落形成的时间上没有先后之分,只是由部落往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速度上有快有慢。据记载,在虞帝舜时,鲧的儿子禹治水,功劳卓著;商的祖先契为司徒,“百姓亲和”;周的祖先弃“主稷,百谷时茂”。这三人都成为舜帝的贤臣。而     

秦“十二郡”考议

睡虎地秦简"置吏律"所载的秦"十二郡",最早形成于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年)。从惠文王至昭襄王前期,秦国在东、南两面疆土扩展,先后设置了上、巴、汉中、蜀、河外、河东6郡。关东诸国合纵制秦,秦东进压力加大,被迫与韩魏保持较长的、相对和平的格局,而将经略重点转向关中,征服狄道、义渠,置陇西郡、北地郡。垂沙之战后,齐楚联盟破裂,为秦国东扩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战略时机,至昭襄王四十一年,秦国攻取了楚、韩等国大片土地,先后设置了南、黔中、南阳、河内4郡。至此,秦"十二郡"格局形成。     

楚项氏与楚“三闾”

《史记·项羽本纪》云:“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羽兴兵灭秦之后,为何如此暴虐?论者多以为这是项羽的残暴性格所致。如此解释固然可通,然总觉未能深入一层,切中肯綮。笔者以为,楚项氏为楚王族三闾之属中的景氏,项氏举兵反秦,带有强烈的复仇心理,故而对于亡秦有如此处置,此乃事情的关键。兹论说如下。     

辨析“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目前使用频率较高的命题 ,无论是在学术讨论中还是在实际运用中都表现出了某种歧义 ,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所以有必要对这一命题加以辨析。例如 ,在评价享乐主义的消费观或人生观时 ,有人认为享乐主义是一种“物支配人”、“以物为中心”的观念 ,是“以人为本”的失落 ;但也有人认为享乐主义恰恰是“以人为本”的结果。有人在分析可持续发展战略时 ,一方面指出 ,不可持续发展是传统的发展观造成的 ,这种发展观树立经济增长第一 ,重视以物为本 ,忽视“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位”…     

“诗中有画”辨析

“诗中有画”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经典批评术语,围绕着它,生发出了诗画转化说、诗画相异说和诗画一致说。究其本意,苏轼所认为的“诗中有画”,是指诗歌要像绘画一样具有相似写意风格,并且这种艺术风格是由绘画主导产生。围绕着“诗中有画”的争论,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诗歌形与神关系的不同看法,是一种话语运作的结果。     

“实学”辨析

我国明清之际曾经出现过一个以朴素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经世致用”思潮。在这一思潮指导下,许多学者强调学问须有益于国计民生。它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应予肯定。然而,“经世致用”这一思潮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任何思潮都与它前代思想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都必须以“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经世致用思潮的出现与明中叶后期开始的“实学”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这一思潮的发展。     

《“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三段式”辨析

“正、反、合三段式”最早是由黑格尔作为纯理性的“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提出来的。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5页) 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式”,有其合理内核因素,把黑格尔的“倒立着”的辩证法(《资本论》第1卷第24页)颠倒过来,“正、反、合三段式”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它被认为是唯物辩证法规律之一的具体表述。现在对“三段式”的通常解释是:事物的发展都表现出周期性(这是对的),事物完成一个发展周期都必须经过三个环节两度否定。换句话说,事物发展的周期,都可以找出“三段式”,都可以用“三段式”来概括。从上述根据出发,“三段式”就被看作是绝对客观的、普遍的东西,当作可以适用于一切领域的“神圣公式”。这样一来,有些同志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     

“民族英雄”辨析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的领袖。”(《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符合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可以作为衡量中华民族英雄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