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

日军进攻南京时,击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引起两国关系紧张.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方为缓和对美关系同意美使馆人员最早返回南京.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阿利森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遭受侵害的中国妇女却为美日两国政府及舆论所遗忘,被提交军法会议的日军官兵的罪名也是殴打美国外交官而不是强奸中国妇女.美国政府得到了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美方的政策和行动却只限于维护本国在华利益.     

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点遗留问题

日本欲借在淞沪战役中的军事胜利,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劝降,但日方的谈判条件与中方谈判方案的精神不符,故遭到中方拒绝。随着布鲁塞尔会议失败,日军一路西进直指南京,欲图再度逼降。此时国民政府向美苏两国紧急求援无果。日方破译了中方对美求援的三封电报,知国民政府可能接受日方条件,遂一边加紧攻城一边提高了对华谈判价码。南京陷落后,日本对德隐瞒部分新谈判条件,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待援”政策,迫使日本向德国和盘托出全部新条件,但陶德曼大使未转告中方。日方误以为德方已经转告,此时,德国表示“御任”之意,日本遂决定终止“陶德曼调停”。     

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

对占领地百姓进行登记并发放"良民证",是日军常用的统治手段。日据南京后也进行了难民登记。在日方战时宣传和战后"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中,这被当作日军迅速恢复南京安全和秩序的象征。然而,通过梳理中、日及第三方亲历者的文献,可以发现难民登记初期是经过伪装的清剿行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暴行。西方外交官回到南京之际,日军悄然改变难民登记流程,恢复其"常态"。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日军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残暴只是手段,辨析伪装下的组织化暴行,或可为揭示日本战争意图提供新的线索。.     

东京审判确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

东京审判确认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等罪行，根据国际法，具有法律效应。然而，日本有人称之为“胜者惩罚败者”。同时，国内对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依据及诉方所掌握证据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笔录（英文）等材料，从三方面较系统、简要地进行了阐述。并以此驳斥了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贬低东京审判的谬论     

封邮与通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两难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邮政仍屹立东北达十个月之久。受日伪胁迫,国民政府被迫封锁东北邮政,以孤立伪满。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封邮反而使日本“客邮”收入猛涨,中华邮政出现巨额亏损。在此困境中,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和民众需求,与日本签订通邮协议,商办的“汇通转递局”产生,封邮转化为通邮。封邮与通邮政策的实施,是国民政府受日军威胁而被迫做出的艰难应对,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无奈与妥协。     

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审理与庄严的判决.但是过去史学界对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较多,而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研究不够,甚至重视不够.本文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过程、特点及其重要意义作一阐述,指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具有合法性、严密性、典型性与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其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战俘与平民三十万人以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权威性.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     

小川关治郎证词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法庭)审理南京暴行案时,由于证据的限制,对被告方提出的证据未能进行有针对的质疑,从而对法庭判决和日本民众对东京审判的认识都产生了影响.由于专司处罚犯罪的法务部长的特殊身份,加上并未完全否认日军暴行,带给证词不尽是作假的色彩,小川关治郎的证词在辩护方证词中显得较为客观,以至于检方和庭方都未提出任何质疑.通过比对第十军法务部日志、中支那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和小川关治郎日记等事发时第一时间的日军军方记录和小川自己的记录,证明小川在东京审判所作的证词为伪证.     

关于日本海军1874年在上海非法购地问题

日本海军从1873年就图谋长期在中国沿海立足,为此,于1874年7月在上海向英商非法购得浦东的一块面积为27亩多的沿江土地,作为所谓“海军省用地”。为了对中外掩盖真相,日方以日商出面购地,继而在海军绝对掌控的前提下,长期将所购土地租借给日商.甲午战争后,所谓”海军省用地”逐渐用于军事意图。近代日军在华非法购地之事多有发生,而海军购地则是首开其端,其以日商为掩护的手法后来也被日军沿袭。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论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中国是抗击世界第二号法西斯强国日本的主要力量和主要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同阶段抗击的日本兵力虽然有所变化，但经常抗击着７０％以上的日本兵力，最多时达９４％，最少也在５０％以上，毙伤的日军亦占大战期间日军毙伤总数的７０％以上；中国抗战挫败了日本“北进”和“南进”的世界战略，拖垮了日本的战争基础，有力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攻作战，对打败法西斯国家集团在东方的支柱日本起了决定性作用。     

战时日本当局在国内是如何封锁南京大屠杀真相的?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抓住战时日本国内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无任何报道、日本广大民众更一无所知大做文章,以此证明南京大屠杀史无其事,乃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编造与中国人民的"虚构"。这当然是本末倒置!本文揭示了战时日本当局在日本国内精心采取的种种措施,千方百计阻止与扼杀对南京大屠杀的任何报道与流传,从而严密封锁了南京大屠杀真相,导致了广大日本民众对这一血腥惨案几乎一无所知。日本右翼势力不能正视甚至掩盖这一历史事实,只能暴露他们的的蛮横无理与别有用心。     

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4日,美国驻德大使陶德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密电中披露,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就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1938年1月25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与"广田电报"中记录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关于日军屠杀30万平民的报道的内容完全吻合。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记录的来自加害方和第三方的消息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日军在以占领南京为目标的侵略行动中曾经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若将第三方档案与其他证据(电报、日记、书)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日军从侵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在南京沦陷之前、之后,以及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曾施以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就是说,1937年秋冬,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档案及相关记录揭示并证明,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教育就意味着与犯罪相伴,也注定了日本军人成为罪恶的战争与屠杀机器的必然。"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它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政策研究——以“泗水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然而,相较于辛亥革命的轰轰烈烈和军阀混战的惊心动魄,这一仅存在了92天的政府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和过渡性而被人们忽视了.就外交而言,学者们也往往习惯性地将其称作是近代化的开端,或以“和平外交”之言概之,而甚少围绕具体事件进行详细地分析.这也使人们相对地忽视了政权交替之际、内忧外患之间政局的复杂性和代表意义.在纪念中国共和政体百年之际,本文围绕新出版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中关于泗水事件的新史料,通过对事件本身的完整呈现,积极探讨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技巧、外交行为与现实的矛盾,并通过此种分析来揭示中国近代外交与民初政局以及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赴日留学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中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山西在日军的统治下建立了日伪山西省公署,在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安排下,曾先后向日本派出了四批共44人的留学生。在此期间还有部分在省外就学的山西籍学生通过其它的途径留学日本。抗战期间的山西赴日留学,是非常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     

我国转型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及其重建路径——以南京大屠杀教育为例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反人类的种族大屠杀事件。反屠杀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意义在于教育人们以史为鉴,不忘国耻。但我国转型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和途径都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建爱国主义教育路径就显得更为重要。     

历史的真实胜于诡辩和抵赖——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人士斗争的历史回顾

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背后隐藏着他们险恶的政治用心和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目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世界正义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一些右翼学者与政客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和日本战犯的判决的言论与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与世界和平之船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韩国抗日组织在南京地区的活动(1932-1937.11)

在近代史上,韩国与中国是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最早、伤害最严重的国家。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在1932年—1937年期间,韩国的各派抗日复国组织与爱国志士先后都集中到了南京,开展了各种活动,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南京成为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在华活动的中心地。南京城内城外留下了多处韩国志士们秘密生活与抗日活动的史迹。但由于上述活动当时都是秘密进行,知之者极少,记载更少。作者查阅了韩、日、中三国的有关珍贵史料,进行实地查勘,论述了这段极重要史事的过程与影响。     

涉及南京大屠杀史在日诉讼五案评析及其启示

10多年来,包括李秀英诉日本政府案在内共有五个涉及南京大屠杀史的诉讼案件在日本审理,其终审结果不尽相同,有胜有败.笔者作为涉案当事人,通过分析和评价这五个诉讼案的起因、实质、审判过程、审判结果,阐释诉讼案本身对于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进而达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维护和平等诸方面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故宫文物留存南京研究

为保存文物而免于日军掠夺,故宫文物曾经历万里大迁徙。战时部分未及西迁而留存南京的文物沦入敌伪之手,战后又因中国内战及时局变迁,部分文物运抵台湾,部分运返北京,尚有部分保存南京,因此,战时留存南京的故宫文物有无损失及其归属,便为人们所关心。本文系统梳理故宫文物南迁、留存南京、敌伪劫夺与战后接收的历史经纬,为增进对该问题的理解,发表初步的看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地方党政关系探析（1927-1937年）

地方党政关系研究是现代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探析地方层级党政关系的历史状态及其演进,揭示其客观引发的历史思索和现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江苏地方党政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观照,企望能够还原当时的历史图景,为后发国家的地方党政关系模式的选择与建构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