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评点文学的两个来源

评点是我国古代十分普遍而又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本文着重探讨中国的评点文学和训治阐释学与历史批评学的密切联系。     

对赛义德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

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争议 ,方兴未艾.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正确处理文学的民族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剖析赛义德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和观点,总结其文学批评的宝贵启示和得失教训,以达到取精用宏,丰富我国文学民族学理论的目的.赛义德文学观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值得肯定,但他未能客观理解殖民运动的必然性,混同政治与文学的界限,苛责西方进步作家,使他的反殖民主义愿望反而起到助长殖民主义的作用,这是必须予以澄清和克服的.而且,区分文学的题材和内容, 理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甚至淡化东、西方地理疆域而重视其思想疆域,都是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鲁迅文学批评的现实性特点

文学和社会永远有着母子般的血缘关系，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对文艺的阐释、评价，必须紧紧结合着它所产生的社会现实。评价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应立足于社会现实，这是鲁迅文学批评的基本主张。文学批评不仅应考察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也应联系批评家所在社会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趋势。鲁迅把他那支文学批评的笔立在现实社会和时代的高度上．对文学作品进行褒贬臧否、评价衡量。     

回到文学经典/服务当下现实: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功能取向

关于文学批评功能的讨论是由批评的"非功利性"问题引起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他对文学批评功能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系统研究,旨在解决批评如何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功能的问题,从而将"生产性批评"的概念提上文学批评功能的议事日程.关于文学批评功能的意见分歧经过几番潮起潮落,引发了关于"文学正典"的世纪之争,布鲁姆成为维护西方正典的孤独的斗士.伊格尔顿在文学批评是"回到文学经典"还是"服务当下现实"这两极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反对文学批评的"非功利性",也不主张文学批评简单回到文学经典,而是力倡文学批评在文本性与政治性、修辞形式与历史力量相互交融的情况下服务于当下现实.     

文学语用学: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动向——试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随着语用学的迅速发展，许多重要的语用学理论都被成功地运用于文学批评，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文学语用学。文学语用学是语用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结合，语用学中众多的理论、方法都在文学批评中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这也使得文学语用学在新的时期，给时下的文学批评注入了一股活力。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位侦探小说大师，她的长篇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早已于多年前搬上了电影屏幕，运用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旨在给当代文学批评另辟蹊径，指出一条全新的出路。     

批评的“接地性”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践行路径

批评的"接地性"问题,是针对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空泛化这一话语症候而提出的。民族文学批评空泛化主要表现为:一、理论与文学文本的错位;二、文学批评的泛文化性与文学审美特性的错位。现象批评是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接地性"的基本要求,也是重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前提或基础,避免使这一本土话语流于纯粹的公式化或口号化,亦契合"理论之后"文学批评的基本走向。     

世代更替与范式转换──近十年马华文学发展考察

近十年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上创作最丰硕的十年，期间文学变迁非常剧烈。这种嬗变主要体现在文坛世代更替与文学范式转换两个方面。从９０年代开始，新世代作家逐渐取代中坚一代作家成为马华文坛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当代马华文学也进入了范式转换的新时期，这主要表现在散文、诗歌、小说、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变上。     

文学批评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

文学批评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唐正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相结合的文学批评。它要求按照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全面地考察文学作品，研究文学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恩格斯在１８９５年写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精神分析学与中国“五四”时期性爱文学理论批评－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与理论批评研究（一）

精神分析学以高扬人性的思想冲力,冲启了中国文学无性少爱的突破口,实现了中国性爱文学和理论批评的新生,奠基了性爱文学批评新质,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空间。     

文学伦理批评的重建危机与内在理路

社会转型中文学伦理转变问题成为文学批评的热点话题。中国语境中的文学伦理批评重建遭遇着意图主义的方法迷误、绝对主义的价值困境与本质主义的知识陷阱。立足关系对象、注重建构方法的对话主义是文学伦理批评重建的方法论、价值观与知识学基础。     

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

本文着重探讨新历史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问题：1.新历史主义的特征和文学批评立场；2．新历史主义对作家主体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释；3．新历史主义文本观；4.作家、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等文学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苏联文学批评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工具论

20世纪中国对苏联文学批评的接受,恶化和助长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工具论倾向。许多文学批评工作者狭隘地理解"革命文学"的理论性质,片面夸大"革命文学"的社会功能,忽视文学的艺术审美属性而强调"文学工具论"。同时,中国文学批评也常用简单粗暴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对待文艺中的思想问题和是非问题,即用政治式的宣判来解决文学问题,或用政治话语来代替文学的审美分析,从政治的角度来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评价。苏联文学批评之所以会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工具论产生影响,其一是因为苏联文学批评中原本就存在工具论思想,其二是因为中国接受苏联文学批评时的功利立场。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端——试析《典论·论文》的艺术特色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篇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对文学的一般规律及其知名作家进行了分析评价，而且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社会作用和价值问题做了客观的总结。     

论王世贞的文学批评

长期以来,“后七子”文学流派的集大成者王世贞,因为提出了文必秦汉和诗学“格调”说的文学主张,一直受到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的冷遇,并被简单地冠之以复古模拟派代表的称号。然而,要是注意到王世贞文学批评理论内在的意义和当时特定的文学氛围,注意到他的文学主张在明代波浪起伏的文学批评长河中所产生的影响,对他的评价,就会得出     

文学感受与批评之“根”——兼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简述了文学感受之于文学批评的根本性意义，指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存在忽视中国文学自身特点和批评主体的文学感受、以西方时髦理论架空中国文学的弊病，而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重视个人感受和印象、把批评当作特殊艺术、坚持批评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无疑为当今文学批评提供了一剂良药，对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坚持源于感受、忠于感受有重要意义。     

从人类学视域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理论构成

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质体现在具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理论基础和由此形成的研究对象上.在哲学人类学的视域中,马克思以批判异化劳动扭曲了人的感觉和人的本性作为出发点来讨论美学问题;在这一论域中展开的思考,使马克思对审美活动及其意义的阐释有了比西方古典美学更丰富也更深厚的人学内涵和历史内涵.马克思以批判异化劳动为指向的美学思想是其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也是其阐释文学艺术活动及其审美价值的出发点.文学研究上的这一定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有的社会/政治批判维度和文学价值观.马克思的文学批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南朝文学批评视域中北朝文学的缺席--兼论南北文学融合的实质

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文学等几个方面分析南朝文学批评视野中北朝文学的缺席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文学史上所谓的"南北文学的融合"的实质是在南朝文学艺术形式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安文学所蕴含的生命精神的回归.北朝文人在创作上率先实践,而南朝文学批评在理论上提出这一问题.     

哪种文化?哪种多元化?——试论"文化多元化"与我国文学发展的关系

在全球化语境和后现代氛围中,中国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应该反思历史,审时度势、认清目标、坚定信念,为建设"文化多元化"中有影响力的"一元"--中国文化、文学的整体性特色而努力;但作为一种文化策略的"文化多元化",其涵义暖昧、含混,充满歧义,一定程度上正影响着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