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道德视域的扩展──从私德主导到公德优先

道德视域的扩展──从私德主导到公德优先任剑涛私德主导：传统伦理的优势与缺失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国文化的伦理建构既具有悠久传统，又颇富理论贡献。从理论上来说，传统伦理文化不单对德性进行了哲学性思考，从而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伦理道德的最终根据；同时，也对...     

“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美德伦理学、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以陈来“儒学美德论”为中心的讨论

儒家伦理思想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而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必然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所在。公德与私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古今之争在伦理学上的直接反映。顺着陈来的思路,对现代社会公德压倒私德的批判还有进一步推进的不小余地,既然公德概念的提出和提倡是为现代社会张目,那么,公德与私德的关系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失衡的问题,质言之,公德根本上来说会摧毁私德,被划入私德的传统美德在这个被理性化地认知与构想的现代社会中其实毫无容身之地。现代共和主义在美德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恰恰表现于公民美德的教育困境:现代社会结构使美德传统失去了其存在和生长的土壤,从而也断绝了公民美德的真正来源。这或许正是现代政治越来越激进、从美德的关切来看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私德

众所周知，社会公德对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来说，是不可须臾或缺的，人们对其给予关注和重视，亦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当人们在关注社会公德之时却往往忽略乃至遗忘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个体私德的培养。本文就私德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关系作一简要论述。一、私德与公德是对立统一的，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在道德的范畴里，“公”“私”是相对而言，对立统一的，私德也是相对于公德而言的。正如一枚硬币总有其正反两面一样，没有私德，就无所谓公德，反之亦然。那么，私德指的是什么呢？通常人们把热爱祖国、廉洁奉公、见义勇为、大公无私…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反思传统道德,建设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既决定于社会存在,又有相对独立性。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着道德规范重私德轻公德;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则要求人们有良好的公德意识。然而,观念的变化却常常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中国人公德水平与现代工业文明极不协调。在新形势下,反思传统道德,探讨提高公民公德水平的途径,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重私德轻公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各种道德关系归结为私人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试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当代理论缺失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在人格修养上,儒家伦理道德注重士人、君子和圣人理想人格的培养,而对普通民众的道德关注不够,因此缺乏普适性;在伦理道德体系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导致私德发达,而公德缺弱;在性质上,儒家伦理道德因其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而忽视对他人的德性要求,因而是一种自我范导的道德,而不是相互范导的道德。     

试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当代理论缺失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在人格修养上,儒家伦理道德注重士人、君子和圣人理想人格的培养,而对普通民众的道德关注不够,因此缺乏普适性;在伦理道德体系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导致私德发达,而公德缺弱;在性质上,儒家伦理道德因其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而忽视对他人的德性要求,因而是一种自我范导的道德,而不是相互范导的道德.     

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轨迹:“义”“利”之辨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中,“义”“利”之辨是一条主线,不论是人性天理,还是道德学问,都始终紧紧围绕着“义”与“利”这两个问题来展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所谓“义”,是指道义,即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仁、礼、智、信、孝、梯、忠、恕,等等;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所谓“利”,是指人们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功利。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由儒家文化的结构和特点而决定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道德型的价值观,其核。动内容是“仁”和“义”两个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方面,是贵“义”轻“利”…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从“抑商”到“重商”观念的转变──龚自珍、魏源、王韬、郑观应经济思想个案简析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大炮轰开中国闭关自守大门的同时，也唤起了中国有识之士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他们开始反思传统社会的弊端，并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致使当时的士林思想发生了剧变。首先变化的就是传统的以重农抑商为核心的、以本末、义利、奢俭等封建伦理道德为补充的经济思想。但从“抑商”到“重商”的转变历程，充满曲折和反复。本文试图从近代几位著名人物的思想变化，粗略地勾画出这一转变轨迹。一鸦片战争前后，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摆脱汉学和宋学的束缚，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此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龚自珍。龚自珍在猛烈抨击…     

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循内部解释脉络,公私德行的关联与偏重需要一个平衡摆;以外部解释的理路,公私德行的功能与效用需要确定兼综性。如何平衡与兼综,需要一个社会坐标。古今之变,是分析公私德行状态的前提条件。在古代视角,私德的决定性显而易见;在现代视角,公德的优先明确无误。在现代处境中,不存在从私德直接贯通到公德的可能性。古代儒家以私人德性理解德行"公共性"的进路,需要转进到公私德行分流的现代结构,但私德的社会伦理效用与公德的政治伦理功能必须分别确认。这不是一个在中西差异角度审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古今变局的角度才能够深切理解的问题;公私德行分流,是一个人类的普遍处境,而不是一个地域的特殊遭遇。     

关于公德-私德的二维伦理——行政管理和个人修养的道德基础

密尔提出"不伤害原则"作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界限,并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干预的界限.在边沁和密尔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私德"和"公德"的概念,以此纠正中国传统上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伦理体系.本文提出"契约论方法"以使公德-私德的区分更为精确,并进一步引出"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区分:基于契约论方法可解的问题是公德问题,无解的问题是私德问题.对公德问题需要采用舆论或法律的硬性方法来解决,但对私德问题只能采用劝告或说服的软性方法来解决.在公德范围内赏罚分明,在私德范围内宽容自由,这是改善行政管理和提高个人修养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近代中国公德建设思想探析

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公民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至关重要。为了给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本文从近代中国思想家公德观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近代思想家从救亡图存的爱国之情出发,批判"各恤其私"的传统观念,认为公德是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是群体之灵魂,国家之元气,提倡培养民众的公德意识。合群进化是近代中国公德思想的理论基础。近代公德思想与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紧密相连。     

公私反转: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机制

道德及其公私界限的辨析,一直是学术界讨论中国公-私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在古今之变的思想维度中,传统公德始终是国家政治道德,而近现代知识分子曾经将公德建设与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紧密联系,影响至今。在"立公灭私""以公并私"的行动逻辑中,中国大众之私德始终被视为权力神圣的治理对象,在私产不义、私利不保的现实境遇之中,私德依旧缺乏独立存在的基础与界限,进而在被公德继续强力整合的同时,不断呈现公私混淆的困境。特别是传统总体神圣格局一直未能实现现代的转型,进而促使公私道德转换呈现出彼此反转的社会学特征,给当代中国的文明治理提供了不少重大论题。     

“三足鼎立”与文化整合——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回眸

回顾 1 9世纪中叶至 2 0世纪初叶中国之“文化———意识形态”的变迁 ,陈独秀曾说过 :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这三次救亡运动“皆虎头蛇尾 ,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 ;其大部分 ,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 ,莫不黑幕层张 ,垢污深积 ,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 1〕陈独秀对“五四”之前近代救亡运动失误的抨击并不为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激进的反封建口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和精神革命的运动 ,其结果促成了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 ,造成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三…     

黄兴与民初“忠”德重构的尝试──以南京留守前后为中心

“忠”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规范。在封建社会里，它具有忠君与爱国双重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工具。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由于其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曾受到志士仁人猛烈的批判，他们要求重构近代“忠”德，以塑造新型国民。这同样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重视。在民国建立之初，著名的革命家黄兴对此不仅进行理论阐释，而且还作了具体尝试，但实际效果与其动机不尽相符。从而昭示人们：实施传统“忠”德的近代转型任重而道远；而忽视近代“忠”德重构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仅靠革命热情和良好愿望也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张謇德育思想述论

作为近代著名的德育教育家,张謇主张“德”为学生“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之第一要任,在“公德”上要求学生爱国与理性兼重,在“私德”上注重培养学生“立志”“忠信”与“勤俭”等多方面的良好个人品德。为达到这些目标,张謇主张以严格管理、实践磨炼等德育方法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