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也论“仁”与“孝弟”以及“公德”与“私德”——兼评刘清平先生在儒家伦理上的有关观点

刘清平先生认为: 由于儒家伦理既把血亲伦理规范亦即孝弟作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本根基础,又赋予它以至上性, 故导致了儒家伦理的重私德而轻公德的弊端。本文拟将刘先生这一观点以及其他相关看法置于传统儒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来作一探讨, 以期能对儒家在有关该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有所澄清。     

官员公德与私德在哪里安放

全面深化改革须激发轻舟必过万重山的自信,催生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源泉。须知,德之不厚,行将不远官员公德与私德已大步迈入中国舆论场。于互联网和各类传媒,官员公德与私德时时被列为头条或二条,每天折射社会风气,使得公众谈资多雏。厘清官员公德和私德貌似简单,实则语境深远。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时在中央全会上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     

“公德”与公民社会关系初探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围绕着个人和私利的道德地位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导致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冲击,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若想克服这一障碍,有必要对市民组织行为的道德正当性需要予以重新阐释。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从“群己权界”到“公私德界”——道德哲学原理的自由儒学之思

当前学界对公德私德问题的论辩聚焦于道德行为的实践,而没有探究道德规范的建构,其实是没有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遵行;而"道德规范"本身何以可能,才是道德哲学要追问的根本问题。对此,孔子"礼有损益"的思想提示我们可以"德有损益"作解:道德规范随着生活方式的时代转换而更新,其更新的依据为"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儒家道德哲学原理。基于此,我们才能展开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据此反观,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实质与"群己权界"问题相对应,这其中也指示着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实际地确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正是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这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乃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共和国尚德”——20世纪初梁启超的积极共和观念

梁启超接触近代共和概念之初,既关注君主要素去除的内涵,也触及德性要素伸张的内涵。结合政治理论研读和在美国的游历考察,到了1903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大致形成了一种"积极共和"观念。这种观念强调德性要素与共和政体之间的正向关系,重心在于国民德性要素的积极伸张,而不在于君主要素的去除。这种积极共和观念与西方的共和传统有渊源,但主要是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的产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众启蒙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们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背景下,超越了物质和政治层面改革的局限.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大力批判,并以西方国民为范本,塑造了具有崭新理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新国民形象.为了实现自己的"新民"理想,启蒙思想家们积极探索并实践了各种启蒙民众的途径和方法,为近代中国的民众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初知识女性的女权思想

20世纪初,随着妇女的觉醒及先进妇女群体的出现,妇女的权利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她们高举“天赋人权”说思想武器,强烈要求取得女子教育权、婚姻自由权、经济独立权、政治参与权等,并且把争女权与尽国民义务、谋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先进女性权利意识的加强,不仅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对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观的变动

20世纪初年 ,中国社会历史观经历了从进化论到互助论 ,再到唯物史观的变动。中国人找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观 ,也就为国家和民族找到了根本出路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新民之史”——20世纪初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的价值追求、目标定位、内容选取以及传播媒介是当前世界各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难题。回望百年前的"过渡时代",梁启超通过办报和著述,奋力呐喊"新民",并以"新史"为"新民"最重要、最有力的利器,在当时科举体制的重压下掮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呼吁革新史学理念,矢志新史著述,弘扬"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新民之史",促进了传统"经史教育"向近代历史教育的过渡,并对近现代历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美国社会对中国留学生的接纳

20世纪初,日益崛起中的美国意图争夺在华领导权,但美国政府依然推行限制华工和中国留学生的严苛政策,一些美国民众也存在歧视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在有识之士的建议下,美国政府推行庚款留学计划,为美国赢得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好感。美国高校拓宽招生渠道,并在学费、学业管理和课外生活等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优惠政策和特殊照顾。美国商界和基督教会的民间关怀也改善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学习和生活条件。通过多元化以及多层面的管理与接触,美国成功地以无形手段,拉拢了中国青年精英阶层,传播了美国宗教文化、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进而推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改造与转型。     

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之演进

与中国近代启蒙社会文化思潮不同,近代启蒙文学思潮兴盛较晚,同时其科技、政治及伦理诸层面的觉醒也呈现为共时性存在,以互缠互动的审美方式推动着启蒙意识逐步深入,并在深层文化结构上与五四启蒙思潮相接续。     

20世纪初中国实业发展脉络及成因之考察

20世纪初 ,中国实业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 :2 0世纪前十年 ,由于受实业救国思潮、清末“新政”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实业获得快速发展 ;但辛亥革命后的混乱政治局面使实业发展暂时陷入低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使民族资本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但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一战后我国的民族工业一度陷入困境 ,但并不是没有机会获得发展。 2 0世纪初中国实业发展的总趋势是一直呈向上发展势头的。对这一时期的实业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分析其成因 ,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经济变迁状况以及这些变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依据 ,进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试论上海何以成为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中心

20世纪初 ,中国有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即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相分离。全国文化中心不在北京 ,而是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 ,试通过人文地理、政治、经济、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析来阐述这个近代独特的文化现象的原因。     

20世纪初中国妇女进入高等教育的原因初探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转型比较激烈的时期,近代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发轫了,随之中国妇女开始进入高等教育。但它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广泛传播的产物,又是先进男性思想家和先进妇女群体的倡导和共同努力的结果。     

论20世纪初中国文化对西方音乐的影响

20世纪初,西方音乐进入中国社会,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影响着西方文明,由此出现了一批富于中国文化元素的西方音乐作品.其中有的受中国民间艺术形式的影响,有的以中国古典诗词为创作基础,有的采用了中国曲调.尽管这样的作品数量不多,且在运用中国文化元素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误读,但无疑表明中国文化对西方音乐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世纪初振兴江西的“兴赣潮”论略

世纪之初,江西农工商矿总局成立,颁布有关振兴实业章程。一时,江西各阶层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从一个新的角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以建设一个新江西为己任,在 20世纪初期掀起了一场立足振兴家乡激活江西的“兴赣潮”。     

20世纪初日本对中国大陆铁矿资源的调查与掠夺

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在大连建立的侵华机构———“满铁”具体执行对中国大陆铁矿资源的调查工作。“满铁”内设调查部,该部调查范围广,调查内容涉及铁矿的各个方面,包括铁矿位置、埋藏量、矿种、矿质等。在调查的同时,日本通过“中日合办”的形式攫取铁矿的开采权。当时著名的“中日合办”铁矿企业主要有“中日合办振兴铁矿无限公司”“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和“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经过“满铁”的调查及对“中日合办”企业的操控,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掠夺中国大陆铁矿达数百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