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周刊与“五四”时期的方言文学

《歌谣》周刊在观念意识和文学实践方面对"五四"时期的方言文学具有重要意义。从国语建设方面来看,方言文学可以为其提供重要的语言资源;从文学本身来看,方言文学对新文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新诗影响更大。以刘半农为代表的"五四"方言诗歌创作从诗体、内容方面为新诗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范本,同时也面临简单浅陋的问题。总体而言,在当时宏大的文化构建历史语境面前,更多强调了国语、文化、民俗多重文化因子的参与和合力,从"国语"建设、思想内容角度强调方言文学,而较少为"文学"怎样利用"方言"这一文学命题提供更多阐释空间。     

散文的转换与文章的裂变——关于"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论争

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划分.排斥应用文章表面是为了文学的独立,实际是借西方文学观念反对"文以载道"的中国文章传统.然而,对无功利的文学美文的提倡与对骈文华而不实的批判是有矛盾的,读者借此为文言张目逼得陈独秀不得不进一步划清二者界线,继美感与伎俩之后提出了情与理的对立,旋即遭到方孝岳和刘半农来自文章内部的置疑.决意切断旧文学、旧伦理与新社会关联的陈独秀干脆把笼统的文学、应用之分落实到具体的文类上来,把承载世用功能的文章统统排除在"文学"之外.与其说散文在中西资源的共同滋养下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性转换,不如说中国传统文章在强劲的西方文明冲击下发生了剧烈的裂变.一部分文章经过改造过渡到现代散文中来,大部分文章在漏不过西方文学筛眼的情况下被遗弃.从古代文章到现代散文,被改变的不仅是语言的形式,更有文章的基本格局和主体精神,乃至文学的性质和命运.对待文章的态度绝非无关宏旨,文体类型也并非简单地仅仅属于文章,它涉及到重大的文明转型,中国现代文学在被迫按照西方标准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新格局.     

"科学"、"民主"、"革命":语言学视野中的五四文学精神

现代语言观念的变革为重新观照五四文学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科学"、"民主"、"革命"这几个关键词潜藏着五四文学精神的特定内涵.在五四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中,首先表现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核心是"人"的观念的确立.尤其是鲁迅,在"人"和"革命"的观念上认识最为深刻.五四文学精神始终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制约,二者在思维理路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个人主义与性别权力——胡适、鲁迅与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两个维度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因被统一到"人的解放"议题而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而同时,五四新文化"新/旧"、"个人/家族"及"传统/现代"的文化批判模式,使易卜生<娜拉>一剧旅行到中国之后,其冲突核心的性别等级问题,演变为青年个人自由与家长专制之间的代际冲突,以及迷信与科学之新旧文化矛盾.胡适戏仿易卜生<娜拉>而写的<终身大事>,作为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始作俑者,极富象征性地体现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叙述的特征及盲点.鲁迅的<伤逝>,以对五四主流论述的质疑,叙述女性"出走之后"的困境,揭示了五四个人主义价值论中隐含的性别权力,以及新文化启蒙话语中的父权意识,表现出对五四新文化"进化"与"二元"思想模式的警惕与自省.     

工具主义·进化主义·世界主义——论晚清至五四语文运动的现代性动力

"语文"运动系指晚清至五四期间的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以及国语运动等一系列语言变革活动.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是这场语文变革的三大动力.在这场语文运动之中,一方面,语文运动家以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为理论号召,实现了中国语文的现代性转变;另一方面,由这三大理论原则演绎的工具理性、进步原则和世界视野本身又成为了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内在素质.这些因素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又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分化合分解,共同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展.     

谁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试说梁启超与"新民体"

"五四"新文学运动自周氏兄弟加入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提倡"活的文学"到进而提倡"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在这时也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至少,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新文学所要否定的,并不只是古代文学,更不只是桐城派古文或八股文,而应同时也包括近代文学,包括梁启超所鼓吹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民体".因为后者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前者,已占据了主流的地位.虽然新文学对后者的再否定,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或钱玄同、刘半农的<奉答王敬轩先生>那般热闹而剑拔弩张,但这种事实上的批判,以及新旧文体上的对比和交替,还是相当激烈的.     

浅谈刘半农"五四"白话新诗创作的民间拓荒

"五四"新文学启蒙运动者多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确立自身的启蒙价值立场,从启蒙的视角把"民间"作为文学的精神资源来推动新文学发展的进程.刘半农在"五四"白话新诗创作上的大胆拓荒,寻找到了民族诗歌发展的本源,开拓了"五四"白话诗歌的创作途径.     

现代民间文艺学源起歌谣探因——以刘半农为考察中心

文章以刘半农为考察中心,结合当时国内外政治、文化、学术背景,中国的文学传统和歌谣的特点,对现代民间文艺学发端于歌谣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刘半农的成长环境、个性、人生经历和文学生涯等,共同塑造了他诗人的心态基础,养成了他偏爱歌谣、重视语言本身的审美特性和追求自然、率真、写实的审美风格。这对歌谣运动的发起有着重要的影响。     

再论《刘子》的著作者为刘勰

用避讳法来否定<刘子>为刘勰所著,坚持刘昼说,反而更否定了刘昼说.认为<刘子>中有法家思想,<文心雕龙>是尊儒反法,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著的理由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文心雕龙>对法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刘子>的语言特色与<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同,以此为据肯定<刘子>作者是刘昼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来写."从<刘子·贵农>篇反映的时代特征看,与梁代社会现实相符,也与刘勰"利民"之志相合.<刘子>讲"托附"、论"因显"、说"韬光",这不符合刘昼的学术经历、思想品行和性格特点.因而两<唐志>和郑樵<通志>对<刘子>作者的著录是不易撼动的.     

鲁迅《呐喊》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

语言变革是一个时代文化思想领域开放或保守的风向标。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文白之争"不仅关涉文学的革故鼎新,也涉及怎么论定上层建筑、知识者与布衣的话语权及其文化身份的问题,也是文化转型关头怎么看待民族认同这一"大身份"问题的缩略版。作为思想个体,鲁迅对语言嬗变蕴涵的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认识极其复杂,如《呐喊》既呈示了语言变革与身份转换的复杂景观,也体现出文化启蒙的悖论性。研究其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辨析知识与权力的离散与勾结,对理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刻关联也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