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晚明时期骈文的复苏及其历史意义

晚明时期,骈文复苏,究其原因,大致有四：王学鼓荡下的尚情思潮、抗俗崇雅的艺术追求、六朝文派的流衍与八股文的通行。在艺术上,晚明骈文作了不少创新,一是将文体扩展至年谱、清言,其次是表达更为自由,三是风格的多样化。作为一种文学现象,骈文在晚明时期的复苏,极大地维护了文学的审美属性,意味着对已瓦解的美文传统的重建;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晚明时期骈文的复苏,表明了当时社会的有识之士希望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与弘扬士大夫雅文化。     

白石体开辟了新的应社方式论

白石体中的应社现象,与北宋张先时代的应社性质不同。张先之应社,其重心在于士大夫之间的情感与信息的交流;而白石之应社,其重心则在于词艺及词的曲调和音乐的切磋。白石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与应社、应歌有所关联:从以《全宋词》为底本的统计来看,姜夔名下共录有87首词作,而其中仅仅从词序中涉及应社应歌之作的,就已有49首之多,其中严格意义上的应社之作共计有38首。应社的大背景,决定了白石体的写作题材和虚拟的写作方式。     

北宋士大夫的淡交观与淡交倾向探析

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一系列新的时代因素作用下,北宋社会出现了"举世重交游"的盛况,士大夫群体也以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机缘形成对象广泛、形式各异的丰富交游活动。然而就在这种繁荣交游的背后,北宋士大夫的交游却呈现出一定的淡交倾向,淡交观也表现为其重要交游理念之一。北宋士大夫的淡交观是对传统淡交观的继承和发展,淡交倾向则是淡交理念在交游实践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北宋时期党争与谒禁条件下士大夫面对政治风险时的一种自主性交游规避。     

论黄庭坚词题材的世俗化倾向

北宋的主要词人中,张先、苏轼用词书写士大夫自我的日常生活,代表着宋词士大夫化的走向;而黄庭坚词,除了反应士大夫生活外,还把目光凝聚于普通平民的生活.从题材上看,浓厚的平民化、世俗化,是黄庭坚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黄词题材上的世俗化倾向,是北宋中期、后期词人努力开拓词境的表现之一.     

论《新唐书》《旧唐书》对韩愈评价之差异 ——兼谈与《毛颖传》之问世相关的几个问题

两《唐书》对韩愈的评价歧异颇多,《新唐书》持褒扬态度,《旧唐书》则有贬词.本文从分析中唐元和、五代、北宋的文学背景入手,主要阐明两个问题首先,元和之际的文坛盟主是不是韩愈;其次,当时就韩文引发的争论和《毛颖传》问世之间有何关联.文中亦考察了时人对《毛颖传》的看法,认为《毛颖传》问世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创造性的以古文作俳谐讽刺文字的尝试,为讽刺文学开了新路.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论陶诗在唐宋的传播机制

传播是陶诗走向读者从而实现其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环节,陶渊明的诗史地位也是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步凝定的。唐宋时期,陶集的编刻、《文选》的普及、诗话等文学评点的勃兴、类书的编纂,使陶诗进一步走进士大夫文人的消费领域,客观上加快了陶诗的传播速度,赢得了更多的受众,提升了陶诗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创作范本突出了陶诗传播的文学功能和整体效应。     

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

仁宗时期是北宋士风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士大夫群体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保守、萎靡的形象,转而以一种高昂、向上的精神状态示人,对时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士风的转向,固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领袖倡导的因素,但更多是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密不可分。     

论司马光独乐园诗文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北宋熙宁时期,司马光卜居洛阳,建独乐园,作《独乐园记》、"独乐园"诗,引起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广泛唱和。独乐园组诗以历史上七位文化原型为题咏,用诗歌的形式阐释在熙宁变法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司马光"独乐"精神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独乐园组诗围线"独"与"乐"两个主题展开,前者是司马光在政治伦理道德层面"真"与"善"的追求与坚持";后者则是创作主体审美层面关于生活艺术化、诗意化之"美"的营造与品味,是司马光享受闲居生活之"乐",感悟生命之乐境与乐趣的诗意表达。     

范仲淹的修养与从政

<正>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在宋夏战争的陕西战场上,他选将练兵,整修堡寨,有力地抗击了元昊的侵扰;在担任参知政事期间,进行政治改革,主持了《庆历新政》;在文学上,他写出了《江上渔者》、《岳阳楼记》等优秀作品,至今脍炙人口。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我们认为,范仲淹的功绩固然值得称赞,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他在个人修养及从政方面,有一些好的品质作风,也是应当加以肯定并予以批判继承的。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北宋《盐铁论》接受特征与学术倾向

《盐铁论》是据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纪要所作的再创作,它以"春秋"笔法反映了西汉中期儒生与文法吏之间的政治对立,成为后世王霸之争、义利之辨的政治标本。北宋时期,在偃武右文、寻求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士人群体对于《盐铁论》的接受呈现出多元特征。早期多倾向于文学意象、历史典故层面的接受,同时亦注意《盐铁论》中资政类目的借鉴。在熙宁年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士人借古喻今,以书中"贤良文学"、"桑弘羊"的符号表象,诠释自己的政治见解,映射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北宋关于《盐铁论》的诠释、接受特征,体现出彼时学术的演变倾向、发展脉络。     

《桂林抗战文学史》评介

《桂林抗战文学史》评介左超英《桂林抗战文学史》最近已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翔实而系统地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抗战文学历史全过程。当年在桂林活动过的茅盾、巴金、夏衍等众多文学家对该书给予了大力支持。由全国文联常务副主席、著名画家尹瘦石题写书名，中国社...     

论吕本中与其《江西宗派图》

吕本中《江西宗派图》的创作,确立了中国文学史上江西诗派的存在。作为第一个文学流派,江西诗派绵延百年,影响南宋诗学深远。但"江西宗派"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主张与统一行动的现代型文学流派,只是作者吕本中对南北宋之际诗坛松散团体做出的整合。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的私人目的,由于文献不可征,故已不可追溯。只有从北宋的政治文化形势出发,才能找到《江西宗派图》产生的深层动因。     

刘勰回避宋齐文学而带来的理论缺失

南朝宋齐时期是一个三吴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中心,而文学进一步走向独立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以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眺等一批杰出诗人为代表的五言诗创作标志着诗歌走向成熟,从艺术上和诗学意义上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准备。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却一定程度上对这个时期的文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妨碍了他对文学新变做更客观、更深入的考察,因而在文学理论意义上和文学史意义上都给《文心雕龙》带来了一定的缺失,特别在对文学的艺术特性和社会功能的认识上这种缺失较为明显。刘勰的巨大理论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勰的理论缺失以及造成缺失的原因也应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孙威敏征南录》贬低狄青功绩探因——史实考辨与士大夫叙述心态解析

北宋仁宗皇祐中广西侬智高叛乱.名将狄青宣抚广南并取得胜利.但其后滕元发所撰《孙威敏征南录》一文,却有意贬低狄青的功绩,颂扬文臣孙沔.其将孙沔作为平南主角,塑造了一个深于谋划,善于用兵,顾全大局的儒将形象.但参照宋代史料,此文存在诸多与史实不符之处,多有虚妄和夸饰.滕元发的写作动机与自澶渊之盟后,真宗造天书封禅的自我安慰,尤其是西夏战争失利后,逐渐在士大夫中形成的自欺风气密切相关.故不惜编织不实之言,自我安慰,以此填补心灵的失落感.对《征南录》的史实作适当考辨,可从另一角度透视当时士大夫历史叙述中较为独特和隐蔽的内心世界.     

学界荐书

张立群著:《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本书以富有激情的笔法,梳理了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从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谈起,到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新生代小说、女性写作以及汉语诗歌写作的转向,直至走向"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国后现     

金兆燕《旗亭记》与乾隆时期扬州文学的职业化

金兆燕《旗亭记》创意为其幕主卢见曾所提供,又有卢见曾抢夺"署名权"并进行改编的系列风波,这件事实际关系着乾隆时期幕府文人的生存境况与入幕动机,后人对此保持着一定的关注。通过梳理《旗亭记》作者金兆燕的就幕经历,可观察当时文人通过文学作品与文学活动向幕府集中的现象;从卢见曾与金兆燕对改编《旗亭记》的不同态度入手,可审视幕府创作性质的变化。在此前提下,以《旗亭记》的盛行与金兆燕的人生选择为切入点,论证乾隆时期扬州文学的职业化,探析职业化幕友文学与自生的文人文学之间存在创作基础上的根本矛盾。金兆燕与《旗亭记》创作上的矛盾性,正是文人追求与幕僚身份的矛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