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的民众观辨析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方重镇”和中华民国的“宪法之父”,张君劢在面对中国20世纪30-4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之时,从多种视角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阐述：在性善论的视角下,希翼统治阶级本着仁爱精神自觉解放民众;在唯理主义认识论的视角下,想望秀异分子能够对民众“先知觉后知”;在“社会机能说”的历史观下,强调从民众的智识方面着手进行社会改造;在国家“公器”观的视角下,主张民众的真实权益需屈从于抽象的国家利益;凡此种种,都为其最终走向自由民主的反面埋下了种子。     

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视野下章太炎的礼俗观——以《订礼俗》、《礼隆杀论》为中心的分析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中,章太炎对中华传统礼俗从其“用”与“原”上重新确认,认为要以中华礼俗“辨华夷”、“别文野”。这且成为他早期“排满”的理论依据之一。章氏立足近代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文化实践,通过其礼俗观念的清晰表述,谋求重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体现了他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础与政治目标。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共同体视阈下的新农村建设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农民必然面临着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对以归属感、安全感和确定性为特征的共同体的冲击 ,农民工就是典型的例子。为了应对“社会”的风险 , 农民工往往移植共同体到现代化的城市中以适应“社会”。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之一正在于解决社会转型造成的心理困扰 :尊重共同体的价值 ,通过改善交通条件和发展经济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增加共同体和外界的联系 ,使共同体接触到异质性因素 ,缩短共同体和“社会”的文化距离 ,进而缓解共同体和“社会”的冲突。     

论王夫之法律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就从多方面突破了专制主义特权人治传统的局限,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性因素。他批判了孔子专门针对民众而言的“宽猛相济”的主张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人治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严以治吏”的观点和“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他反对程颐、朱熹、张载等人以“道德”的名义恢复上古肉刑的主张,力主废除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罪犯的专制酷刑,反对把道学家的个人意气和民众的非理性的仇恨情绪置于法律之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甚至还主张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上“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并主张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和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着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动向。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论“五大理念”的思想解放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辩证的统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的集合体。“绿色”反映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独有的社会性决定了要把“共享”作为目标。变平、变小了的“地球村”要求扩大“开放”度。“协调”和“创新”贯穿于“绿色、共享、开放”之中。新发展的“五大理念”在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将会不断丰富和提升我们对其的认识。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起点上,尤其需要放眼量,不能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开放取决于思想的解放,胸怀的豪放,热情的奔放。“创新是动力”,创新自身也需要动力。这动力就是不拘一格,就是百花齐放,就是彩虹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与绿色自然生态相对应的“宜创”的“彩虹学术生态”。为了做到共享必须坚决摒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理念。“兼顾公平”论是作为“原则”来推行的,对原则错误要作为原则来纠正。建议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公开批评“兼顾公平”论。为了协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枢纽,是民主的DNA;社会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害怕社会组织是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     

论影响社会心态的诸因素

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并内化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精神状态。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主体自身的因素等,都对社会心态的形成和变化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和作用。对之加以系统探讨,有助于化解各种不良社会心态,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健康社会心态。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古典中国的礼乐制度,希望通过约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和建构日常生活规则,进而实现等级严明、各安其分的社会政治秩序。从维护政治秩序和落实政治价值的角度看,礼、乐可以看成是“生活中的政治”。人们遵从国家政权所期望的礼治和礼俗并因之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不要政治的政治”之特点。当然,这种“生活政治”也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淆的问题,“公私之辨”的价值张力由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而引发。近代以来,传统礼乐典章逐渐流散,但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对现代社会依然有着多重意义。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然而,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领域.明清"族商"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毛泽东邓小平义利观比较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重义轻利"规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大致走向。毛泽东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对"重义轻利"传统价值观的直接拒斥,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空想到科学的转折;但后来毛泽东在处理"义"与"利"、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重义轻利"传统观念的回归。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以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立足点,既反对极端的集体主义,又批驳个人主义,从而走向了个人与集体的联合。     

浅论“和”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应用

“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出特点,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取之不尽的重要资源。它的内涵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实生物的辩证法、和而不同的价值观、贵和持中的方法论和天下大同的理想观。“和”文化应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增强其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构建高校和谐校园。要采取多种措施,发挥“和”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     

试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今观

观念作为文化的核心层面是认识文化内涵的一条捷径,故而观念的研究对于了解文化诸形态更深层次的内容便具有重要的意义。古今问题在中国古人那里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话题,因而由此形成的古今观念也是我们认识古人思想的重要依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今观首先可以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对其含义进行初步的界定,语言、认知和信仰都是导致其具有民族性的重要原因;而古、今所构成的逻辑关系则大致确定了古今观具体内容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内容的客观性与涵盖的多面性、演变的历史性与独立性、呈现方式的变化性与价值评估的具体化等等则是古今观作为文化观念的主要特征。     

佛教与中国文化之天道、道德伦理、审美境界之关系探析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影响深远,但最终和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调和,形成中国化佛教。文章探讨了佛教与传统文化之内在天道观、道德观以及审美境界的区别,旨在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     

论王夫之诗学有机整体观

本文指出文学以意为主的传统观念更适用于小说文类，对中国古典抒情诗可能是一例外。以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为例，以诗歌有机整体观统摄全篇，王夫之分别从四个方面对此做出阐释：1、“一时一事一意”：整体观的确立；2、意与势：以“势”（形式）的屈伸变化线性特征和烟云缭绕空间特性来融化“意”（内容），实现形式、内容的密合无间。3、现量说：诗之产生当下的审美直觉实现内心、情境、时机的统一；4、破陋人之法：整体观的反面确立。     

困惑与启示同在的古代范畴研究

对古代范畴的阐释与研究,历来是学界的一个难题,也是研究古代理论批评的关键。文章回顾了近现代传统理论研究的得失,从困惑中得到启示:深感必须考察和了解华夏民族情感、心理、思维方式和语言媒介的特异性。认为从古人的范畴学意识和相应规范入手,讨论其生成机制、特点形成和演进历程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它对于了解传统文学观念、艺术追求、理论思维的演进和独特价值大有助益。同时,它也有助于先进的理论整合和文化建设。     

传统闽商文化下青年闽商发展方向探析

闽商乃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伴海而居的闽商有着优秀的闽商传统和独特的文化。本文通过辩证分析闽商传统文化,由此试图探讨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受着深刻闽商文化影响的青年闽商的发展和变化,并针对这些变化中还需完善之处对新一代闽商的发展方向做初步的探讨。当前,闽商应该做到重视管理体制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企业;重视品牌建设;实现强强联合,走国际扩展路线。     

传统荣辱观之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整合多种文化资源,传统荣辱观有其合理的价值内核,其对知耻心的关注、对精神不朽的追求、对以义制利的强调,在发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今天,对于社会的政治和谐、经济和谐、精神和谐的构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彰显传统荣辱观的有益价值,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义利之辨: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及现代意义

“义利之辨”作为历代思想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链条之中。“义利之辨”不仅是一种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活动,而且是主体自身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活动。揭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必然性,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当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道德价值和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