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胞物与"与"大同"、"小康"——张载哲学的理想归宿与实践指向

与《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相比,"民胞物与"在太和天道的前提下将天、人以礼的形式统一起来,并极力强调主体"吾"通过尽心成性、内外相合在和谐天人方面的积极追求与价值创造作用。"民胞物与"不以道的显现和隐没来判断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对"大同"、"小康"观念的深入发展,其强调主体对天、人、物相和谐的主动追求与创造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中国"斧"文化的五种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斧"派生出的"父"、"钺"、"王"、"黼"、"岁"五种特殊象征符号,有着深层的文化意义.原始氏族中,一直把"父"与生命繁衍生息联系起来成为以血亲纽带的原始宗教信仰符号,有着血脉相传的宗教意义;"钺"的崇拜是一种枯燥的拜物主义,它是野蛮之力向智慧统治转型的重要阶段,对军事与思想都具有指导意义;从政治制度上来看 ,象征王权的"王"具有一种维系宇宙秩序、社会秩序的神力,支撑知识体系和心理平衡的意义;从服装礼仪来看,"黼"是"昭名分,辨等威"的标志,成为统治者利用服装礼仪软硬兼施地教育与惩戒他的臣民的手段,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岁"是建立农业经济基础形成的民俗观念,它是中国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现实意义.     

会审公廨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会审公廨移交上海总商会调处民商事纠纷的分析

会审公廨是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一种特殊司法现象,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审公廨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现有的史料表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将一些商事纠纷移交给上海总商会处理,这种司法权的"让渡"与"攫取"的冲突,需要合理的历史解释.会审公廨司法权的"攫取"是租界寻求司法保障以维护其秩序,司法审判权的"让渡"是租界对商会这一优质的社会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求及时解决商事纠纷以维护租界秩序,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在维护租界秩序上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统一.     

"无为"新探:从治术到隐逸思想

迄今为止,探讨"无为"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是把它当作一种治术.实际上,"无为"从老子的治术发展到以庄子为主的隐逸思想,其间发生了质的变化.前者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国治,服务和关注的对象侧重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后者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适性",服务和关注的对象侧重于自然的个体.作为隐逸思想的"无为"有其独特的内容它认为无为而治的社会才是理想的适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无需隐居;只有当统治者强作妄为时,道家才不得已用隐逸行为来维护个人的适性权利.     

《易传》、《礼记》的“天”与庄子的“天”之异同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是＂天道＂与＂人道＂一致,即将宇宙的存在原理、运行规则与人的存在、道德规范视为一致。道家的天观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是由天道推衍人事,借托天道作为人间秩序的依据;道家通过自然或天了解人,并且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儒家的天道贯通观——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和谐之道

儒家的根本精神在于建立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图景,其具体内容体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以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精神为本质,以各安其位,各正性命为表现,将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理想秩序统一起来.在儒家的基本经典中这种理想都有表现,不过隐显和侧重不同.天道贯通,是指宇宙自然之道,社会人伦之道,个人修养之道的统一."礼"是维持和谐社会的工具.具有较强的伦理性,这与现代社会以法律和民主来建立和维系的和谐是有区别的.     

荀子“礼”论的多维意蕴

孔孟荀之间的学术流变是反映先秦原始儒学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主线。荀子与"孔孟"相比,如果说孔孟之学是"以仁为本"的话,那么,荀子之学则可谓是"以礼为宗"。"以礼为宗",突出规范之于秩序建构的作用,体现了荀子在战国晚期新的历史语境下对群体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礼"无疑是荀子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其所言说的"礼"不仅是实现群体社会秩序的保证、是成就个体道德理想人格的依循,还是天道宇宙运行的依据,由此,荀子的礼论就有了政治学、伦理学和形上学的多维意蕴。三方面比较而言,"礼"首先是政治学意义下的,其次是伦理学意义下的,最后才是形上学意义下的。这种区分,与荀子哲学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进路以及重建秩序的强烈政治追求紧密相关。     

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

董仲舒的天是多义的,一是整个宇宙,一是与地对应的上空,一是本原,一是神灵.神灵的天会与人君发生精神感应,天人感应经过一系列论证以后才确立的.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相比,有位置、形象、说话、创造、祭祀等许多方面的不同.<圣经>中的"上帝"有很多故事情节,而"天"则没有任何故事情节,也不说话,天比上帝更抽象.上帝与天,是信仰的不同,没有优劣之别.     

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

大同古城自秦汉建立城邑,有确切记载的历史距今已有2200多年,城市的名称屡有变化,城市布局和规模也因政治需要或军事防御有所损益,但其位置始终未发生大的变动。现存的明代府城和北面的操场城,大部分城垣存在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较晚的墙体依次倾斜靠压在较早的墙体上,从早期到晚期为自内而外的方向排列。真实显示出大同古城从秦汉县邑、北魏京师、辽金陪都、隋唐军镇到明清重镇的历史变迁。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明大同镇内五堡探讨

嘉靖年间,大同镇北部边墙倾圮,堡寨烽堠失陷毁坏,镇城完全暴露于外,而蒙古骑军却是连岁而下。在此情势下,建立镇城北部的屏障是刻不容缓的。属于大同镇的镇边、镇川、宏赐、镇虏、镇河五堡就是为了防御蒙古、保障镇城安全而设。而五堡的修建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建成之后,随着历史变迁及客观环境的变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堡建成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效地保障了镇城的安全,同时也带动了镇城周围防御体系的成功修建。     

论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行政公开制度作为衡量一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各个领域学者竞相研究的热点。文章从法学角度对行政公开的概念进行了科学地界定,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行政公开的内涵,并从我国行政公开理论研究的程度以及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肯定了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果,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的具体设想。     

论构建我国管理创新型社会的法治保障

在经济转型时期构建管理创新型社会符合我国社会发展总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建设管理创新型社会主要基于我国社会结构状况的变化和社会问题的尖锐化、科技进步的需要、民间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变革可能产生的风险等。管理创新型社会的法治化具有自身的特征,其与法治紧密相关并相辅相成。构建管理创新型社会虽任务艰巨,但可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构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路径。     

通往现代化的小康之路——读何爱国博士的《中国式现代化》

由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在实践中日渐丰富、成熟的小康社会理论是一条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小康社会理论是对近代中国盛行的大同理想,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革命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扬弃。小康社会理论对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不注重宏大、辉煌、光彩夺目,而注重切实可行。从选择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次优选择。小康理论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重视搞活国有经济,但其目的是要建立真正公正的经济体制,所以它更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意义。小康理论主张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摒弃过去那种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走城乡互动,共同发展、和谐发展之路;主张重视城市发展规律,建设有活力、有个性,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人文城市。     

21世纪中国法治研究总体评估:基于CNKI(2000～2013)

以我国2000年至2013年间"中国知网"(CNKI)"法治"研究文献作为分析样本,进行文献计量学的分析。经过统计分析发现:法治的内涵、要求和实现路径是当前"法治"研究的热点;从著者身份来看,核心著者多是国内高校、党校和法学研究所的法理学领域知名教授;发文较多的研究结构是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从文献的基金资助情况来看,"法治"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大力资助;在期刊分布上,法学类和综合社科类期刊是刊登"法治"文献的主要阵地。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政治文明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大任务,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而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缺乏政治文明,真正的社会和谐无法实现。不断探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文章结合当前时代特点,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角度对政治文明建设做了粗浅思考。     

中国传统社会的诉讼外解纷机制

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社会解纷机制,在中国现代法治框架下,发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生成符合社会内在机理的法治新模式意义重大。丰富的诉讼外社会解纷机制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特色,这种社会性纠纷解决机制不仅表现为解纷主体多元化,而且表现为解纷机制的多元化。注重多元化的社会解纷机制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的社会生活现象,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法的光辉所在。     

论犯罪的实质界域——以刑法不得已原则解读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等不法层级,它由量变到质变,随着危害程度的加深直至被社会主流价值否定评价为犯罪行为。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应该以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程度进行划分。刑法不得已原则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实质界域提供了价值依托。